一、陈蕃、李膺
我稍微细致一点给大家介绍几位当时清流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图题：陈蕃(89-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时期名臣，与窦武、刘淑合称"三君"。少年时便有大志，师从于胡广。】
先看陈蕃：
陈蕃（89-168），字仲举，汝南人。孝廉出身，官至太尉。
《资治通鉴》卷五十五称：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这里的王叔茂，就是灵帝初任司空的王畅。当时的太学生们受陈蕃、李膺等人感召，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了清流知识分子清除宦官的社会斗争。这些学生虽然涉世不深，但责任意识明确，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有利助源。有关陈蕃的情形，《世说新语·德行》有约略的记载：“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陈蕃其人，真是胸怀天下，志在除秽。早在少年时代，就曾独处一室，庭院芜杂而不理，有人责怪他为什么不清理清理，他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他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不在自己的小天地上花费更多精力。最后又将80岁的老命，奉献给了铲除宦竖，澄清社会的宏伟事业。
【 图题：李膺(110-169)，字元礼，颍川郡襄城县(今属河南襄城县)人。东汉 时期名士 、官员，太尉李修之孙、赵国相李益之子。】
我们再来看李膺：
李膺（110-169），字元礼，颍川襄城人。祖父修，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李鹰是直性子人，无所交接，只跟同郡的荀淑、陈寔为师友。
《世说新语·德行》记载李膺：“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李膺于延熹二年（159），被朝廷所征，不久迁为河南尹。惩办宛陵大脏吏羊元群，受诬告被贬。当时朝廷紊乱，纲纪废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党锢列传》）
有关能够到李鹰家里见到李膺，被羡慕地誉为“登龙门”，《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一则故事：“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亦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这里的孔文举就是孔融。大家可能都知道孔融后来被曹操杀了，《三国演义》有描述。《三字经》里称赞他从小就有很好的教养，四岁时就能在兄弟之间推让梨子。所谓“融四岁，能让梨。”刚刚讲的《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故事，是说孔融十岁的时候，跟父亲到洛阳去。当时李膺担任司隶校尉，名气极大，誉满天下，不轻易接见客人，能到他家里坐一坐，被称为登龙门。孔融就跟守门人说，请您代我通报一声，说我是李府君家的亲戚。坐下之后，李膺不认识这个小孩，就问孔融：“您这位小先生跟我是什么亲戚呀？”孔融敏锐地解释说：“我的先祖孔老夫子曾经向您的先祖老子（李耳，老聃，道教称为伯阳仙人）问过礼，咱们两家是世交啊！”李膺和所有在场的高官名士都大为惊奇，以为神童。大中大夫陈韪迟到了一步，没有见到当时的场景，听到大家称颂孔融，问询事情原委。大家就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他。他顺口说了一句：“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大以后未必真能成器。”孔融马上反唇相讥，说：“如此说来，您小的时候一定是聪明伶俐的！”大家哄堂大笑，陈韪一时非常窘迫难堪。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为什么朝廷腐坏，知识分子反倒受人敬仰？他们没有随波逐流，反倒成了中流砥柱？大家不要以为我的问题很奇怪，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朝廷腐败不堪的时候，人们都跟着浑水摸鱼，很多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有些甚至随风转舵更快。但是东汉末年的情况，确实令人大为震惊。朝廷昏暗，政治腐败，宦官为非作歹，可是那些清流知识分子们，非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奋发而起，拯救时局，清除社会垃圾，必欲还清洁给社会和民众。他们确实不同凡响，他们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中华民族的脊梁”。
李膺在党锢之祸以前，任司隶校尉，把大太监张让的弟弟张朔杀了：
时小黄门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膺威严，逃还京师，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帝召膺，诘以不先请便加诛之意。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张让的弟弟畏罪潜逃，跑到京师，藏于哥哥张让的家中，张让当时在宦官中已经很有势力。张朔藏在他家的空柱子里，李膺得到情报之后，派人破柱抓捕，然后录下口供，将张朔正法。张让为此向汉桓帝告状，桓帝召见李膺，责问李膺为什么不先请示就杀人。李膺回答说：“从前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司寇，上任七天就诛杀了乱政的少正卯。现在我到官已经十多天了，心理害怕您说我办案不利，诛杀奸邪迟缓，想不到杀了张朔，反倒落了个杀人太速的罪名。”桓帝没有办法，只能对张让说，是你弟弟自己犯罪，不关李膺的事。从此以后宦官们吓得都低着头走路，连大气都不敢喘，从前耀武扬威，这下顿时威风扫地。桓帝问他们为什么走路的姿势都变了，他们说：“怕李校尉”。读这样一段文字，真是让人心情大快。这段话语是《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所载，延熹八年也就是公元165年11月间的事情。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2月，桓帝就听信宦官诬告，开始大肆抓捕党人，李膺肯定是首当其冲。
“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书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是李膺第一次被宦官陷害，汉桓帝准备下狱置他于死地的情形，陈蕃奋力援救，没有成功，还把自己的太尉也弄丢了。
李鹰为人太刚劲，这也是他得罪朝廷的重要理由之一。因为他太高洁，所以天下竟美化他而污秽朝廷。其实朝廷本已污秽腐臭不堪。所以一有清流知识分子当权，大家马上就寄予厚望，以为美好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黄琼和陈蕃当上太尉时，天下为什么会那样兴奋的原因。
初，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及南阳宗慈、陈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及山阳刘表、汝南陈翔、鲁国孔昱、山阳檀敷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及东平张邈、王孝、东郡刘儒、泰山胡母班、陈留秦周、鲁国蕃向、东莱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李膺在第一次遭受党锢之祸时，被放归了田里，回家当农民去了。灵帝即位以后，受陈蕃举荐重新出山，复拜司隶校尉。当时太学生受知识精英的感召，并且把这些知识精英当成精神偶像崇拜，给他们取了不同层次的名称，以表达对他们的敬重。
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
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览乡人朱并素佞邪，为俭所弃，承览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冬，十月，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是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
大家注意看这段话，汉灵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党人，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应当怎样处罚，宦官怎么说，他就照着办，他哪像个皇帝，把孟子评价梁襄王的话送给他，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就是：“望之不似人君”，简直就是个混混！当然，当年他只有十四岁，能知道什么。
【图题：汉灵帝刘宏(156-189)，生于冀州河间国(今河北深州)，汉章帝刘炟的玄孙。世袭解渎亭侯，父刘苌早逝，母董氏。】
或谓李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
当此危急时刻，有好心人对李膺说，赶紧逃跑吧。李膺说作为臣子，不应当逃避君王的责罚，我现在六十岁了，死生都是命里注定的，往哪里跑！李膺就这样被宦官害死了。他的门生也多半遭到陷害。当时蜀郡有个叫景毅的人，他的儿子景顾本来是李膺的门生，因为没有留下书面证明，所以没有受到牵连。他却慨然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地说：“本来就是因为李膺贤达，才打发儿子跟他学习，怎么能够因为脱漏了名字，就因此不跟李膺一起受难呢！”于是自我说明，儿子是李膺的学生，自请免官，挂印回家了。这与桓帝开始大抓党人时皇甫规一样，自称与党人有重要关联，因为名字没有被列在党籍之上，主动要求被禁锢。一时风气所染，令人感慨不尽！
有关李膺受禁锢，归乡隐居山阳城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一事，世人多半不解其中真正含义，以为他造成了与朝廷相抗衡的状态，这样会危害朝廷。
实际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皇帝一家一姓之天下，这一点不是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因为这种观念是汉代人的观念，我在王莽一章中已经给大家说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对“天下”和“国家”的观念，做过明确而又严格地区分。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和“亡天下”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王朝变易，姓氏改更，那是亡国，不是亡天下。只有价值体系崩塌，生民遭受涂炭，大家自己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彻底的陌路人，甚至变成了赤裸裸的狼与狼之间的关系，那才是天下灭亡的标志。“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住“国家”政权，使它不至于覆灭，那是统治者们的事情；保住“天下”，不使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大厦崩塌，那才是天下人的共同职责。这才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
“天下”不是“国家”，“国家”当为“天下”服务，“国家”如果成了“天下”的对立面，则天下人有权力和义务推翻国家，为了天下的安宁，重新建立更好的国家。
顾炎武的说法，听起来很吓人，实际上这是汉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所以，既然从“天下”的角度看，李膺是“天下”清白公正的象征，天下人以他为标准而诋毁朝廷，就是很自然，也很当然的事情了。不是李膺毁坏了朝廷的形象，而是朝廷的贪残腐朽，败坏了天下的风气，使得李膺成了社会价值的向标。汉末知识阶层，当此李膺受到国家迫害的严峻时刻，还能弘扬李膺而贬斥朝廷，正表明他们所持的是“天下”的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国家”原则。他们还保持着“天下”的情怀，而没有把“国家”和“天下”的概念搞混淆。他们的思想是清明的，他们的心里是明白的。“天下”不是“国家”的“天下”，“国家”却是“天下”的“国家”。朝廷是“国家”的象征，李膺则是“天下”的楷模！
二、范滂、杜密
再看范滂。
【范滂 (137年-169年)，字孟博， 汝南 征羌 (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人 东汉时期党人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 、夏馥 、尹勋 、蔡衍 、羊陟 并称为"八顾 "。 又与刘表 、 陈翔 、孔昱 、范康 、檀敷、张俭 、岑晊 并称为" 江夏八俊 "。】
范滂（137-169），字孟博，河南汝南人，孝廉出身。范滂受知于黄琼，最开始走上仕途，就是被为黄琼所征辟。黄琼（86-164），字世英。汉顺帝时为尚书令，因为不依附梁冀被免职。梁冀伏诛以后，任太尉，居三公之首，一年半后被免。三月后再为司空，不久又免。据说黄琼死时，远近名士前来送丧的人，多达六、七千。
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尝为清诏使，案察冀州，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污者，皆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会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馀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尚书不能诘。
范滂自幼人格清白，有坚守，深受乡人交口称颂。按察冀州的时候，“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赃官污吏听说他来按察，还没等他人到，已经望风解印而逃。刚好桓帝下令，要三府上奏民间揭露和抨击官员与官政的情况。范滂一次上奏刺史和二千石以及地方豪强二十多人。尚书责备他举报太多，以为他有乘机徇私，发泄个人怨气的嫌疑。范滂回答说：“如果不是赃污已甚，民愤极大的，我才懒得玷污官家的竹简和劄子呢！因为上面催的紧，所以我就先把大的举报出来。那些小的，待我再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再上报。我听说农夫给田间除草，优良的谷物就会生长得更茂盛；忠臣为国除奸，社会风气才能更清明。如果我举报不实，愿受斧钺之诛。”
尚书被他说得无言以对。这是延熹六年八月间的事情，《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所载。
党锢之祸兴起之时，范滂与李膺等都被收监了。因为陈蕃，尤其是窦武等上书营救，桓帝才稍微缓解了一下心中对知识精英的怨愤。于是就让宦官王甫去审讯这些党人。王甫问到：
“卿等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滂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王甫问到：“你们彼此互相抬高、互相标榜、互相吹捧，结成像唇齿一样的关系，究竟想干什么？”
范滂回答说：“孔子说：‘见到好的，生怕自己赶不上；遇见坏的，如同躲避开水，生怕烫着。’我只是想与善人为伍，使自己受到洗涤；坚决不与邪恶同流，以免被他们玷污。我想这是王道政治的根本目标，使我大惑不解得是：怎么反被说成是结党营私了？古代的人修身为善而得福，现在的人修身为善反遭殃，而且竟然身陷囹圄，等待杀戮。我被杀了之后，希望把我埋在首阳山的旁边，以表示我上不负皇天的昭告，下不愧伯夷和叔齐这样的古代先贤。”范滂一席话，就连宦官王甫都被感动，生发悲悯之心。
这次党锢之祸，又因为李膺急中生智，指认宦官中有很多人与他们有联系，于是宦官也只有请求皇帝解除党禁。李膺和范滂等，就这样被释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范滂从国家的大牢中被放归家乡河南南阳的时候，士大夫前来迎接的，光是车子就有数千辆。仅此一点，就已经足见范滂影响力之大，受人尊重和爱戴之深了。
桓帝死了以后，陈蕃当了太尉，又重新把这些名士召回朝廷。结果陈蕃因为与窦武谋杀宦官不成，反被宦官所害。灵帝受宦官指使，再度搜捕党人。大祸再次临头。名士们有的束手就擒，有的四处奔避。
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至征羌，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一县不知所为。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龙舒君者，滂父龙舒侯相显也。
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桀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汝南督邮吴导，奉朝廷之命前往抓捕范滂，来到了他的家乡征羌，（河南的一个县）没有直接去抓捕范滂，而是先到馆绎里，抱着皇帝诏书，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全县的人都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范滂说，他是为我而来的，他是不忍抓我，又不得不抓我，所以才这般痛苦。于是就自己到县里投案自首了。县令大惊，把官印放在办公桌上，就像《三国演义》里的陈公台放曹操一样，拉着范滂要一起逃走。县长不当了，也不能干出抓捕大贤范滂这样的伤天害理的事情来。范滂对他说：“祸是由我惹出的，我死了，大家就都没有祸患了。我怎么敢因为自己的罪过而连累您呢？况且我一跑，还得连累老母四处奔波。”范滂的母亲出来跟儿子告别，从此就要永别了。范滂对母亲说：“弟弟孝顺，足可以供养您，我随父亲赴黄泉，伺候他老人家。这样生的、死的都有人照看了。希望您忍受难以割舍的恩爱，不要过于悲伤。”范滂的母亲说：“你现在和李膺、杜密的名望同高，虽然因此而死，又有什么遗憾！既然得到如此的英名，还要得以长寿，世间哪有这样两全齐美的事情！”
范滂给母亲施跪拜礼，然后又跟儿子告别说：“我想让你学坏去干坏事，那样就可以多活长寿。但是人生是为了干坏事才来到这个世间的吗？坏事能干吗？我想让你学好，干好事。现在我却因为干了好事而使你成了孤儿。这不是父亲心狠，你不要因此怨恨我。”当时过路的人听了，尽皆痛哭流涕。
这次宦官一共诛杀了知识精英一百多人，并且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流放到边远地区去了。同时还有六、七百人被诬陷下狱或者流放。
范滂就这样，结束了自己33岁的光辉生命。他像一道流星，昙花一现般，隐没在中国历史黑暗的隧道之中。
范滂这个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很大。宋代的苏东坡，从小就喜欢范滂，说范滂是他人生最初的导师和他一生的追赶目标。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东坡小时候读《后汉书》，至范滂传而大发感慨。他问母亲说：我长大了以后，要是作范滂这样的人，您会不会真心喜欢呢？苏母程氏回答说：“你要是能作范滂这样的贤者，我还不愿意作贤者的母亲吗！”从苏东坡的身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范滂作为贤者，一千年以后还散发着热量，烘烤着华夏神州。
【图题：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 李志敏 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范滂传》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语：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说李膺从污秽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振奋超拔而起，满腔正义，奋身恶俗，造就了一时卓立优异的社会风气。使得天下的风俗都为之大变，激励廉洁、方正，以依附和畏惧威权为可耻。天下士人纷纷效法响应，因此而身陷囹圄、毁家灭族都全然不顾。像范滂这样，儿子拜伏为正义而死的父亲，母亲为儿子的光荣慷慨之死而感到高兴和荣耀。真是太悲壮，也太雄壮了！范晔引用孔子的话说：“人间正道，要在这个世界上绝灭了，这是命啊！”
范滂被杀在汉灵帝建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69年九月，这是《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所载，清吴乘权等所编《纲鉴易知录》则记为十月。
上文中所引范滂母亲的话语，“汝今得与李、杜齐名”中的李，是李膺；杜，是杜密。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河南登封），当时与李膺齐名，而稍居其后。杜密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匡扶正义，清除邪恶的志向，被当时的太学生称为“天下良辅”。孝廉出身，曾任代郡太守、泰安太守、北海相、尚书令、河南尹等职。杜密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惩治宦官子弟，弹劾不法官员。还扶助良善，帮助贫寒子弟读书。著名经学家郑玄，因家境贫寒，就是在杜密的帮助下才恢复读书，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大学者之一。杜密对郑玄有重要的推勉之功。陈蕃、窦武败死之后，朝廷大杀党人，杜密也含恨自杀了。
杜密也是汉末“党锢之祸”中被害死的重要知识精英之一。
三、张俭、杜根、夏馥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张俭：
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今天山东邹城一带），茂才出身（就是秀才，因为避讳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字，所以叫做茂才）。
【图题：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东汉时期名士，江夏八俊之一。】
汉桓帝延熹八年，翟超使张俭为东部督邮，按察了大宦官侯览及其母残忍、暴虐的罪恶，这件事前面咱们已经说过。后来宦官诛杀清流知识分子，张俭四处奔避，这就是《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所记录的事情：
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就席曰：“张俭负罪亡命，笃岂得藏之！若审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宁宜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专取仁义！”笃曰：“今欲分之，明廷载半去矣。”钦叹息而去。笃导俭经北海戏子然家，遂入渔阳出塞。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俭与鲁国孔褒有旧，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后事泄，俭得亡走，国相收褒、融送狱，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及党禁解，俭乃还乡里，后为卫尉，卒，年八十四。
所谓望门投止，就是见到有门户就进去躲避。因为天下人都敬重他的名节，所以都不怕自己受到连累，不惜家破人亡，慨然接纳。后来张俭跑到东莱（山东烟台龙口一带），躲避到李笃的家里。这时外黄令毛钦领兵到李笃家搜查，李笃告诉毛钦：“张俭是朝廷钦犯，我怎么敢收留他。而且张俭是天下名士，就算在我家里，您忍心把他抓走吗？”毛钦说：“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您怎么能够独占这份仁义的名声？李笃说，那就分给您一半。意思是说：他就在我这里，您不要抓了，得一半仁义回去吧。毛钦就这样叹息了一声，带兵走了。这里说的“蘧伯玉耻独为君子”，是说蘧伯玉不仅自己是君子，而且对于只有自己才是君子，是感到耻辱的。他尽量成人之美，帮助别人都能够成为君子。蘧伯玉，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与孔子同时代，与孔子有很深的交往，孔子盛称他是君子。此事《论语·卫灵公》有记载。
抓捕张俭的毛钦走了以后，李笃几经周折，终于把张俭送到了塞外——引渡出国避难去了。张俭这次逃难，使得十多个家庭受到连累，很多家庭还因此被杀了家人。其中一次跑到山东曲阜一带的朋友孔褒家中，孔褒当时不在家，孔褒的弟弟孔融，当时才只有十六岁，毅然把张俭藏在自己家中。后来被人告发。官府把孔褒和孔融兄弟两人都抓了起来，但是不知重治哪一位才是。孔融说是他藏的，跟他哥哥没有关系，请求治自己的罪。他的哥哥却说，“张俭是来找我的，跟我弟弟没有关系，要治罪也得治我才对。”官吏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去问他们的母亲。母亲却说：“家里出事，责任在于家长，应该治我的罪。”一家人纷纷挺身而出，为张俭承担罪责，官吏没有办法，上交朝廷，最后朝廷下令收治并杀死了孔褒。这位孔褒，是孔子的20代嫡孙，要是生在宋仁宗时代以后，就是衍圣公了。他的弟弟孔融，就是前次提到的那位十岁时“智见”李膺，后来在汉献帝建安年间，被曹操杀掉的太中大夫、大文豪孔文举。
张俭在天下义士的共同保护之下，逃得一条性命。汉灵帝光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为了动员力量镇压黄巾军，消除了党禁，赦免党人之罪，张俭得以回家。此时距离对清流知识分子大开杀戒的168年，已经过去了十六年之久。如果不是黄巾起义爆发，党禁还不会解除。张俭回到家里以后，官府几次请他出来做官，即使是三公和大将军亲自征辟，他都不做。汉献帝初年，乡里发生饥荒，张俭把全部家资，都拿出来与乡党共同使用，有百余家人，仰赖他的资助度过了难关，没有被饿死。建安初，张俭不得已，出任汉献帝少府。因看到曹操功德日隆，感到汉室将亡，于是不参与任何政事，不久病死，活了84岁。
有关张俭望门投止，当时人也有不同评价：
夏馥闻张俭亡命，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馥弟静载缣帛追求饷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载祸相饷乎！”党禁未解而卒。
夏馥字子治，陈留人，也是党人之一，当朝廷对党人大肆诛杀之时，与张俭一样同在逃亡之列。但是当他听到因为张俭望门投止，使很多人无辜受到牵连，于是说出了上面一段话语。意思就是一人做事一人担，何必让天下的无辜者跟着受牵连，不像大丈夫的举措。
夏馥剪掉须发，毁坏面容，使人无法相认，跑到山里给冶炼的工人当雇工去了。后来他的弟弟跟踪找到山上，竟然认不出来。但是听说话声音，认定是自己的哥哥。就跟他在山里的茅舍中住了一个晚上。夏馥对他弟弟说，你来找我，就是来找祸，赶紧回去吧，这样我们都安全。于是他弟弟天亮后就走了。夏馥没有活到解除党禁就死在了山中。
张俭的望门投止，后来被谭嗣同写到诗里去了，这首诗很有名，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写：“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里的杜根，不是前面说到的杜密，但也是东汉人，生平时期比杜密早大约60年上下。
杜根，字伯坚，颍川人。少有志节，十三岁入太学，曾任巴郡太守。永初元年（107），因为汉安帝年已长成，上书直谏邓太后，请她还政给安帝。太后大怒，把他装进袋子里，令人在宫殿上用棍棒击打，然后扔到城外野地里。行刑者同情杜根，下手稍轻，杜根诈死三日，眼睛里都生出了蛆虫，终于得以逃脱。杜根没有逃到熟悉的人家中，而是逃到一家根本不相识的山中小酒店里，给人家当奴仆，直到十五年以后，邓氏被废，邓后一族被诛，方才得见天光。
杜根与张俭不同，张俭因为惩治宦官获罪，专找熟悉的人家藏匿，使很多人受到连累；杜根因为反对外戚专政而受刑，避难时绝不连累他人。所以，谭嗣同这首诗的意思就是慕张俭之义，而效杜根之行。当时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诏捕谭嗣同等，有人劝说谭嗣同依托熟人逃跑，谭嗣同慨叹：自古以来变法多不成功，就是舍不得流血牺牲。于是就选择了等待被捉、被杀的命运。他想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但是民众却依然吃了睡，睡了吃，有病的时候，还要拿馒头去蘸他的血，当药去疗疾。
我从上大学时，阅读史书和《世说新语》，了解这段历史，后来又不断翻检这见事情，每每为汉代这些知识精英的命运唏嘘感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疑问：像这样一些人类历史的精英，无论放到哪里，都会受到高规格的尊崇和重用，他们生在汉代，实在是汉代统治者祈求不到的万幸。怎么汉代的统治者，却把这些请都请不来的“下凡文曲星”和“转世活菩萨”，像切菜砍瓜、屠鹅宰鸡一样，一刀一个，咔嚓、咔嚓都给剁了。做了如此大孽，如果还不受报应，那我们头上顶着的，还是上天吗？！我这可不是给大家讲《窦娥冤》，那只是一个妇女的冤情，我讲的是“社会冤”、“民族冤”和“历史冤”。我一直在想，汉代的统治者杀这些人的时候，竟然毫不犹豫，毫不吝惜，也毫无恻隐。这些人可都是为了汉朝的江山社稷和天下后世考虑，为坚守社会正义，净化社会风气而奋身努力的呀！他们根本就没想威胁汉代的统治权，也丝毫没有威胁到汉代的统治权，他们只对挽救汉代的腐朽统治，尽了自己所能尽到的心力。如此屠戮他们，怎么忍心，怎么下得去手，怎么能够做到呢？！说到底，就是在汉代统治者的心中，只有他们自己称为国家的政权（他们的利益仓库），而根本就没有社会，没有民族，更没有人类和天下！他们只凭自己极端自私而又透顶荒谬的感觉判定利害，任由自己摆布的就被当成忠，违逆他们意愿的，就被当成奸了。
“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与我又有何干！”这句传世经典话语的实际发明权，绝对不应该属于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因为直到汉桓帝和汉灵帝用实际行动，履行这句格言之后的1500年，路易十五才像小王八一样，刚刚从龟蛋里探出头来。
可是咱们还得动脑筋想啊，天底下那么多人喜欢这些名士，甘愿为他们承担“窝藏”之罪，不惜丢掉官位甚至身家性命，怎么就不能保全他们呢？这些善良者的心愿和呼声，就这么泥牛入海，化完就没了？这些精英被杀以后，事情就这么像轻风一样，吹过去就吹过去了？是大家主动放弃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和最简单的正义诉求了？还是大家对自己的幸福生活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命运，毫无保留地永远交给了像汉桓帝和汉灵帝这样恶贯满盈的统治者，随便他们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能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如果不解决，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地重复发生，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生民的基本权益就永远没有得到保障和维护的指望。经历了如此惨痛之后的汉代人，他们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了吗？在接下去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干什么？
汉恒帝和汉灵帝连桀纣都不如，纯一色没杂毛的豺狼般的独夫民贼，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就连诸葛亮这样的大贤，到了汉末的时候，还非要扶植起一个所谓的刘氏后人来承接正统，延续统治，而咒骂曹操是窃国奸贼呢？什么时候、什么组织定的规矩，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只能是刘氏，只有刘氏才是正统，曹操想出来重整河山就成了奸贼、篡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问孟子：你们儒家不是强调尊君吗，那周武王怎么把他的君主商纣王给杀了呢？孟子回答说：毁坏社会正义，残害天下苍生的人，就是独夫民贼。周武王只是杀了个独夫民贼，哪里杀了一个国君呢！（“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难道诸葛亮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读懂孟子的话语？如果连这都没读过或者没读懂，怎么他就成了大贤了呢？！作为只知活命不问青红的普通百姓和芸芸众生，可以无知无识，怯懦畏惧，但像诸葛亮一样的最高等的知识分子们，怎么也会如此信重刘氏，效忠刘氏，并且以此为大忠，以为其效命为自己人生的伟大成功呢？不过就是血亲自私传递的把持政权，怎么就被装扮成不容撼动的“正统”？为什么这种观念会像带钩的粘钉子一样，扎进中国人的心里，几千年拔不出来呢？
【作者简介】
【图题：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等媒体，北京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汉桓帝、汉灵帝和宦官是如何屠戮知识精英的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汉末知识精英”系列之二。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汉末知识精英”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