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今年适逢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8月28日，由江西临汝书院、政邦智库联合策划的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隆重启幕。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新先生应邀出席，并以《理想·现实——陆九渊为何如此评价王安石》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上一篇里指出王安石听不进不同和反对的意见，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是不智的。这话的意思不是说王安石缺少智慧，王安石是个智者，包括宋神宗，还有当时反对变法的很多人，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少见的智者。王安石的“不智”，是智者的“不智”，不是不智者的不智。不智者很少能智，但智者也有不智的时候。真正的智者不是言行不出差错，而是能够倾听不同声音，获得认识的进步，正视差错，检省差错，从而少出差错。
这次荣幸受邀，参加由中国书院协会、政邦智库和临川市在临汝书院联合主办的“千年学府，致敬未来”的高峰论坛，讲说自己对陆九渊评价王安石的一点想法，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因为今年适逢王安石1000年的诞辰，同时又因长期从事“宋学”的学习和研究，对陆九渊也敬服已久。王安石就是临川人，陆九渊是金溪人，他们都是抚州地区最高级别的历史文化名片，能够在两贤的家乡，表达对他们的景仰，同时向与会专家学者和现场的朋友们汇报自己的一点学习所得，着实是件求之难得的幸事。紧张是因为冒然答应讲说的这个话题，是个太难缠的话题。从古到今，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而专门就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说起，虽然有化繁为简的可能性，可是牵涉的问题过多，一个小时之内如何取材，如何凝聚，如何分出条理、层次，确实不容易，加上临行前两天因为牙齿出了问题，影响到喉咙和整个脸部都一直在痛疼，到了临川之后，讲座之前只是听朋友们欢快的畅谈，很少插话，有时听得也不能完全集中，真是有些抱歉了。怕讲不好，所以心里一直很紧张。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讲座一开始就先说明：“我相信自己，不可能讲透讲好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讲过之后，大家不会感觉太失望。”
我先介绍了一下王安石和陆九渊的简单情况，这个介绍对于在场的学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对于听讲的临川朋友有用，因为我问过临川宾馆的保安，他告诉我他不知道谁是王安石。2000年，我领着几位研究生朋友到江西、福建访古，在陆九渊的家乡金溪县陆坊问当地人陆象山的墓地在哪？“你说的这个人是书记还是常委？”看来王安石和陆九渊的家乡百姓，确实有很多不知道他们的，所以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熙宁间与宋神宗君臣联手实施变法，史称“熙宁新政”或“熙宁变法”。引起强烈反响，来自各方的反对派占据绝大多数，无奈之下宋神宗将王安石贬官。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为相，第二年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因为这一年是元祐元年，所以史称“元祐更化”。同年4月，王安石过世于金陵钟山。王安石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受封荆国公，过世后八年，宋哲宗皇帝亲政，在朝臣建议下，赐王安石谥号“文”，配享神宗庙庭，后世历史因此称王安石为王荆公、王文公、或荆公。
崇宁三年（1104），宋朝给了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的待遇，位列颜回和孟子之下，追封舒王。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接受程颐大弟子杨时建议，停止王安石配享孔庙，绍兴初，宋高宗又因赵鼎、吕聪的建言，停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陆九渊（1039-1093），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最有影响力的理学演讲家，因为曾在贵溪象山讲学，被学者称为象山先生。是与朱熹齐名却又各自代表一个派系的理学家领袖，不是今天的所谓“意见”领袖，而是学术思想的领袖。
本来我想介绍一下王安石身后祠堂的一点情况，但是因为没用幻灯片也没看稿，现场漏掉了。为什么要介绍王安石祠堂的来龙去脉？因为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就集中在他为王安石祠堂所作的一篇《记》里。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祠记》，陆九渊没有机缘把对王安石的想法比较系统而又全面的说出来。
临川荆公祠堂，最早是地方郡守和家乡民众，于崇宁五年（1106）在王安石旧居上修建，绍兴间小有修复，很快又残旧荒芜了。淳熙十五年（1188），知州钱象祖重新予以修复；至顺三年（1332），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塔不台，应“就养”于抚州的翰林学士吴澄的请求，再度进行较大幅度重修，吴澄作《祠记》。
其实浙江鄞县原本也有王安石祠堂，王安石做过鄞县的知县，推行新政，贷谷于民，乡里人得到益处，立祠纪念，明末时被反对王安石的地方长官拆毁了。当然，塔不台在元代重修临川王安石祠堂和鄞县的王安石祠堂，都跟本讲无涉。本讲只说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抚州知州钱象祖所修复王安石祠堂时，陆九渊所写的记录文字，这篇文字的名字，叫《荆国王文公祠记》。
自从熙宁新政开始，各种不同意见就不断指向王安石，反对的意见，主要来自富弼、文彦博、韩琦等老一辈官员，司马光等同辈官员，另外就是年纪轻些的下一辈同朝官员，如程颢、程颐兄弟，苏轼、苏辙兄弟等等，反对意见各路都有，而且很多。元祐初，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垂帘听政。高氏一向反对变法，将司马光、吕公著召回朝廷，同时任命为相，将新法全部取消，贬窜参与和支持新法的官员，历史上叫做“元祐更化”。元祐八年，高皇后病故，哲宗亲政，一年多以后改元绍圣，将支持新法的官员召回朝廷，反对新法的官员再度遭到贬窜。元符三年（1100），哲宗过世，徽宗即位，继续推行神宗时期的原则，并于登基第二年将年号改为崇宁，以表示崇尚熙宁新政，但官员中的很多人都在不断贬来贬去的过程中学得有些油滑，摇摆于支持新法和反对新法的两间，哪头方便升迁，就做出支持哪头的样子，尤其蔡京之类，颠来倒去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徽宗时代得手，自崇宁元年（1102）登上相位，直到因为金兵南下，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和呼吁下，徽宗让位给钦宗的宣和七年（1125），虽然几度上下，但一直在朝廷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蔡京首鼠两端，忽而站在这一边，忽而转向另一面。为了表示支持熙宁新政，立元祐奸党碑，将原来在哲宗时代的元祐党人，从数十位，扩充到400人左右，并且确定为“奸党”，刻入石碑，立于朝堂与州郡官府门前，禁绝其子孙，甚至包括亲戚、学生之类入府为官。众多官员遭受诬陷，读书人也深受其害，一时人情不安，风气大坏。
王安石身后承担的很多责骂，不少是因为蔡京带来的。因为蔡京打出沿着王安石的道路前进的旗号祸国殃民，大家就把蔡京的罪恶和对蔡京的怨愤算在王安石头上。杨时在靖康之初上疏：“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庙。今日之事，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王安石因此被取消从祀孔庙的资格。
本来在北宋晚期，还有将祸乱天下的罪责归咎于司马光的，比如苏辙被贬的制词里就有：“垂帘之初，老奸擅国。”老奸显然指司马光。到了南宋时代，司马光、程颐等反对变法系统的后来者，因为讲学收徒渐渐多起来，他们在反省北宋灭亡时，却把靖康之祸的责任，主要推到王安石身上。好像其他人没责任，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公允。后来的理学学派中人，比如福建学派，从杨时一直到朱熹，湖湘学派从胡安国和他的几个子侄直到后来的张栻及其弟子等，还有其他学派和没有成为学派中人的理学学者们，几乎是众口一词，王安石成了难以翻身的历史罪人。
就在这种习惯性看法畅行世间的时候，钱象祖来到王安石的家乡抚州担任知州，看到王安石的祠堂已经败落，重新修复之后，请求临邑的名儒陆九渊代为作记，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记》就是因为这种机缘写成的。
我读过这篇文字，这次为了到临汝书院讲说这个话题，又重读了几遍，按照小学时老师所教分析文章的最笨方法，我先把每段的“段落大意”总结出来，然后再总结“中心思想”，以便使听讲的普通朋友们可以听懂。我没有在讲座中引述原文，因为没有使用PPT，这些年出去讲学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拿原文，不用PPT，因为解释起来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影响讲座进程，同时也会引导自己疏于记忆。
根据我阅读的感觉，这篇文章的段落大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先说了中国古代的治道传统，以尧舜之道和夏商周三代之治为理想目标，说此后中国“百千年”，这种以“道”为归的传统丧失了，没人再懂“道”了，值得庆幸的是到了宋朝又有人懂了，这是他说的第一点，也是所有理学家共同的特点，虽然文字表达不同，但是立意并不出奇。不过陆文所说的“懂得道了”，显然还包括“懂得追寻道”，根据后面的表达，这里的“懂得道”，并不包括王安石，王安石不是真正懂得道的人，但却是个懂得追寻道的人，虽然这跟懂得道还有很大距离，不过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第二点，他说王安石有远大的理想，想要恢复尧舜时期的治道，同时也想把道的真正内涵和意义揭示给天下人看。但因为他自己的学问跑偏而且程度不够，所以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反倒辜负了自己的理想；想要澄清尧舜之道的真正意义，因为跑偏和学力不足，反倒使尧舜之道更加晦暗不明；陆九渊的表达，叫做“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足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足以蔽斯义。”这里的“斯”，就是指尧舜之道。
第三点是说，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是有远大理想和宏伟人生目标的人，他们要恢复尧舜之道，想把宋朝建设成为尧舜时代一样的国度，宋神宗希望王安石激励和提醒自己，以免因为懈怠而迁延时日，虚度光阴。又说王安石人格冰清玉洁，而批评王氏的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些，只是在具体的小事上纠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陆九渊还在这段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说王安石勉励自己的君王效法尧舜是对的，但是一切事情都照着尧舜的做法做，是没有办法恢复尧舜之道的；引导自己的君王超越唐太宗是对的。但要懂得唐太宗虽然不错，可距离“道”还很远，说王安石连这点都没彻底弄清，想要让宋神宗超越唐太宗是很难的。
第四点是说，批评变法的人不能持论公平、态度平和，见识又没有王安石高，理据不充分。没有能力深入确切地说明王安石变法不对的理由，只是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再就是发泄不满情绪，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不足以说服宋哲宗，也不足以折服王安石，反倒刺激王安石，越走越相反，越走越坚定。正因为如此，陆九渊才说：“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就是说推行新法的历史罪责，反对变法的那些君子，应该和王安石共同分担这份历史罪责。其实有关这一点，程颢后来自己已经有所反省，他曾说过“新法之行，吾党有以激成之”之类的话语。
第五点说王安石和宋神宗君臣相得，共赴大事，古今少有，令人羡慕，应该受到后世赞扬；
第六点是说王安石所以犯了大罪错，是因为他坚持理想，坚持正义，要是像很多官员那样随声附和，遵照办事，不去大胆作为，也就不会铸成大错，更不会遭到那些谩骂。意思是在赞扬王安石敢于作为。
第七点是说后世的评判者多半都是随人短长，缺乏真知灼见，使得王安石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不清楚。
第八点是自信自己对王安石的评判，是客观、公允而且非常到位的，就算王安石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看到，也一定会表示同意。
其实把这些说法都综合起来重新归类，陆九渊主要就是在讲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说王安石虽有恢复尧舜之治的崇高理想，却因为不了解尧舜之道的真切含义，同时所学既有所偏而又不够深刻，所以导致行动脱离理想甚至背离理想目标，反倒辜负了自己的崇高理想，而且把尧舜之道也给弄得浑浊不清了。朱熹对王安石的看法其实大致也差不多，他们基本都还认为变法是一次错误的行动，是一次商鞅式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行动，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反倒使生民怨声载道；同时败坏了朝野风气，致使士大夫互相结党攻伐，严重内卷，伤损了国家元气。但是陆九渊的自得之处，大约在前引“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足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足以蔽斯义。”陆氏以为这是他给王安石所作合情合理的定论，就是孔孟重新活过来，都无法撼动自己的这个结论。他还自信王安石如果在天有灵，看到了也会同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王安石非常自信自己没有错，也非常自信自己深通尧舜之道，他会认为陆九渊这是在转弯抹角诋毁他。王安石是个非常执拗的人，有关王安石性格倔强、执拗，司马光在王安石过世后说过：“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司马光还回忆从前跟王安石一起在包拯手下当差，一日牡丹盛开，包拯请同僚喝酒赏花，司马光虽然平日不饮酒，也不得不在包拯劝说下喝了一些，而王安石就是不喝，包拯也拿他没办法，“包公不能强也，光以是知其不屈。”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王安石的执拗性格，确实可以算是一意孤行推进变法的一个原因，他根本不会同意陆九渊给他的所谓“盖棺定论”！
说到底，陆九渊还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评判政治家，除了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之外，依然没有达成对王安石真正的“同情性”了解。朱熹说变法的内容自然都错了，但如果让程颢去做而不是让王安石去做，肯定不会像后来那样“狼狈”。这种说法同样是出于对理学家本身的情感袒护，当然如果仅就两人性格而论，或许有些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在事实上一定很小，因为变法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性格温不温和，影响不会很大。
尽管陆九渊依旧按照理学家们的习惯，将王安石排除在“真正懂得道”的行列之外，但他能顾及很多其他方面，确实也算是为了解和理解王安石，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敞开了另外一条通道。
他认定自己的不可易之论，其实也并非不可易，就是南北宋，肯定王安石的变法有功的人依然存在，尽管被成气候的理学家群体的“公论”所覆盖，直到明清，依然有人给王安石鸣冤叫屈，明代嘉靖间的学者陈汝锜，就说王安石因为变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之嘈嘈满耳”，乃是“古今一大冤案。”清朝的学者蔡仲祥甚至以为靖康之祸的责任，不在王安石而在司马光：“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清朝的另一位学者杨希闳说王安石之所以留下恶名，完全都是当时因反对变法而失意的那些人，还有他们的后世子弟不断攻击、诽谤的结果。当然议论还远不止这些，也没有停止在清朝，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将来人们依然会议论，依然会不断地对王安石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评判，谁的“定论”也不会真正成为定论，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会有所谓定论。陆九渊以为自己审断了一桩“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自信“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其实不用圣人“复活”，作为凡人的现代学者们就不会全都同意。
这里不仅涉及到看问题的立场，还涉及看问题的角度。我举两首大家都熟悉的诗，给朋友们提供一点思考的参照：
一首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首是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看问题的两种不同角度，也是不同态度。前一种，也就是苏轼的说法，属于当局者迷的另外一种表述，认为人们之所以看不清问题的真相，常常是因为深陷局中，被具体的事局所迷惑，反倒不清眼前的真实情况。好像只有局外人才能看清局内的事情一样。
王安石的意思也很明朗，就是局内人也能看清事情，但必须站在局内的最高位置上，也就是超出一般观察者的高度上，那样就不会被局中的具体琐事和很多局部的感觉所缠住，也不会被局内不同意见所蒙蔽，从而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广告词里有一种说法，叫“高度决定视野”，但要是赶上大雾迷天呢？要是眼睛得了白内障或者被沙土迷住，或者天生就是近视眼呢？
这两种看法其实都只有一部分道理，如果能合二为一，效果一定会好些，但也不会完全能够解决认识问题，因为世界上不止这两种角度，一定还有另外的角度。至少苏轼和王安石的角度，都没有把时间和时势的因素考虑进去，处在不同时间、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和不同人生际遇中的人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会都只有他们指出的那两种角度吗？
在本次临汝书院的“重新开张”仪式上，讲座的内容大致如此，肯定是既没说深，也没说透。所以在讲座之末，我又再次重申：自己没能讲好，只是借这次讲座向两位先贤致敬。
“致敬”不是“智敬”，本次会议的标题特别好，叫做：“千年学府，智敬未来”。因为我的讲座谈不上有“智”，所以无法用“智”表达对未来的敬意。但是“敬”的心思还是真诚的，尽管对先贤们都有所“批评”，而之所以“批评”，却正是因为对他们怀有敬意，否则就不会把他们当回事，花费这么大心思了。所以，虽然谈不上“智敬未来”，却可约略算作“致敬先贤”。
感谢邀请人政邦智库的柳理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主办方临汝书院的全体同人，因此与很多新老朋友得缘一叙，心里很高兴。“有朋自从远方来，不亦乐乎”！感谢现场听讲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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