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俊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

这是我第二次为龚鹏程的新书写序。第一次是在民国七十四年的七月，为的是他交由汉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散步》一书。那时候，做为一个古典文学的年轻研究者，我们关心的课题总是在于那庞大攸长的古典文学传统中个别而具体的诗人与诗作，探问如何能比较贴近而相应的加以理解与诠释，希望能建立一套采用现代语言的表述形式解析诗家诗作；另外，我们也不断追问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相关的批评术语与概念的内涵，希望能建立一套具有方法性的批评体系与指涉意义。先说起这段因缘，即是表明我与老龚自他大四相识以来的彼此所面对的知识与学术研究的氛围。

在这些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外，我们当时也深受王梦鸥与许国衡合作翻译韦勒克、华伦的《文学论》一书的影响，那是王梦鸥先生在他早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之后，对于年轻学者引发更大的启示与回响。我们也试图思索如韦勒克《文学论》开篇所提示的根本问题：首先分辨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区隔，然后辨析文学的性质与功能：这些具有反思性的基本问题，在当时中国文学学门领域中并不受待见，遑论要进行相关深入的论辩。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文学作品”？如此看似简单的提问，背后却是一套相关的思维，也是一切文学研究相关论述的起头。老龚的《文学散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探问与研究的氛围中出现，我当时曾说这是“第一本由中文系的学者在现阶段的学术环境中，真正经过思考而设计出来的文学理论方面的『导论』之作”，而我所以称之为「导论之作」，主要是借用了康德在《未来形上学导论》一书的〈导言〉中为“导论”一词所下的定义，所谓的导论一词是用来“发掘”一门学科可以持续开展的未来。回顾说来，这种体系性的思维、这种发掘似的探问工作，其实一直是深藏在老龚脑中的关怀之一。

1992年学生书局出版的《文化符号学》也是老龚一部自成体系的大论著，从“作者”的概念所以兴起，进而形塑、推展一层层的文字、文人与文化系统。当时在与老龚往来论学，“符号学”的相关论题与论述已大行其道，莫之能御；语言文字做为符号，自无疑义，而服饰、礼仪也是符号形式之一，各自承载、构筑不同的意义指涉。因此，这种视角及其思维，或可用来建构一套属于古典文化传统内蕴的象征体系，而其重点更在于理解并掌握在如此象征体系中关乎意义呈现的轨迹。《文化符号学》初版三卷，第一卷论及文字、文学与文人，尤其是所谓文学创作者的出现以及文人传统的形成，确实提供我们对于古典文化传统一幅全面性的观察与理解；第二卷以文字为中心探讨古典传统中哲学、历史与宗教领域中的文化表现，尤其是关于道教做为一种“文字教”的特质，其阐释颇有可观；第三卷则深入剖析古典中国传统做为「文字化的社会」的种种表征，进而探问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乃至于古典文学文化社会如何瓦解与变迁。体大思精，显然前不见古人了，但是否后有来者？就要期待我们将如何面对所谓的“古典中国”。老龚后续到了北京，也陆续有了专章增补，题材扩大，眼界自也不同。

一段往事或许值得忆取，民国六十七年秋季，高友工先生在台大文学院客座讲课，曾在课堂上简单提到，德希达如果懂得汉语与汉字，那他的《论文字学》一书可能会有不同的论述取向与内容。那时，德希达《论文字学》一书的英译才刚出版，颇引发讨论，可惜我自己一直没能仔细阅读该书，也就无从检证高先生在课堂上那神来一笔的“巵言”了。毕竟，由汉字所构成的符号系统，多少不能单从“声音与概念（意义）”的对应原则加以理解，汉字“字形”本身也是形塑意义的来源之一，而当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揭示的“差异”与“对照”更是形塑与理解意义的原则。如果顺着这种思维重新面对《说文解字》的编纂及其在字音、字形与字义上的说解，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譬如老龚所提及的许慎“始一终亥”的编纂原则，其实反映了许慎的世界观与历史意识，而所谓“男”、“女”、“妇”、“王”与“士”等字在推溯字源上的说解，其实更体现了许慎所见到的社会伦理的秩序与政治结构的格局。因此，符号学所敞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移动滑行，应让我们能更为细致的体察文化的象征形式及其内蕴的指涉意义。

老龚的观察深刻的展现他极为深广的视见与洞察力，《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论》等著作，无一不是这种类型的观察对于古典文化底蕴所探寻而得的成果，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古典文化的精义。认识老龚几近四十年，见得他排阖纵横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经世是他理念与胸怀的实践，而文化重建与教育布施则是他投注关切的具体项目，且一路走来从没有看见他眷恋或后悔任何的改变。2018年老龚出版了厚达四百六十七页的大著，《龚鹏程述学》，阐述了他自己在近六十年来的学思历程中，如何从一个在大学时代专力追索晚清民初诗家诗风根柢、模拟古文与清末著述体例而写作的“今之古人”，逐步走向办学与经世的现代桴游者；这样的学思历程印刻了个人才情与诸多外缘学术、行政、乃至于政治环境等时代因素的纠结与错会。读其书，想见其人，奇矣老友鹏程！伟哉老龚！

去年疫情解缓解禁之后，老龚回台，老友相聚，希望我能够为他的新书写序，我当然答应。当时他约略说了一下这本新书的性质与内容，大致就是他与诸多海外学者的访问录，而我估计大概是他在桴游世界时与海外汉学家的访谈稿，应无问题，不疑有他。去年年底，我接到栋梁兄寄来的政大出版社的底稿，大出意外，真不一样的老龚了，我深觉无从说起，迟疑多时。新书的标题是《龚鹏程对话世界》，跟他的《龚鹏程述学》一样，订名看似简单明了，全书的性质与内容却是十分庞杂，一共是114篇的对话文字稿，而对话的对象包括不同学科的学者，让人很难聚焦下笔。如果逐一介绍这些对话学者所属的学科领域及其访谈的个别而具体的内容，不免流于琐碎拼凑。再拾《龚鹏程述学》一读，希望能够从中找寻一些老龚桴游的足迹与思绪。很高兴在该书的结尾章，第六卷第五章标题为“未来”中找到了答案。在〈未来〉这一章中，老龚比较具体的说明了他个人对于“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相关议题的认知，然而，其间隐约流露出的语调却也稍稍阴郁些。老龚强调历来反省现代工业化的思想与艺术，由此逐渐形成的“后现代思潮”，理应“要考虑现代之后人类的命运，但这些年来，此一思路却也进展无多”。在提出这项论断之后，他提出的理由如下：在工业化之后的新工业，发展一日千里，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材料、新医学均有新献，思想界之讨论根本追不上；而追不上的原因，乃在于“一是文理分化分科严重，擅长哲学文艺者，对此科技新情势十分隔膜，仍在思考着十九世纪的康德、黑格尔；二是形上学久失地位，知识论已让位给了语言学，而伦理学涉及道德判断亦研究者少。新科技、新伦理带出的伦理难局，如智慧财产权、同性婚姻及生子问题、复制人问题、核废料、核能发电等诸多问题皆委由政治解决或商业处理了，思想家不愿碰也无力深入。”至此，老友鹏程幽幽的做了个小结：面对当前这种思想处境，“谛观前途，忧思苍茫。”

《龚鹏程对话世界》刊载了他与海外114位不同领域学科的学者进行的对话，在其中，老龚揭示的议题包含了当下人类生命与生活世界都必然关涉到的各种层面的问题，这些对话发掘了未来形上学与知识论开展的可能性，而我们假如自许是关心文化发展的研究者与捍卫者，那就不时翻阅一下这些对话所涉及的论题，浸润、沉思其中每一议题相关的提法与论述，一起开创新的知识课题并携手走向未来。老友鹏程在幽幽的小结之后，又昂然回复老龚的身影与姿态，他相信“天不丧斯文，仍有我这一类人起微茫、振坠绪，则是幸运的。”我也如是相信！

本文转自“龚鹏程大讲堂”公众号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部。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