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国人对胡适的评价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从誉满天下到谤满天下。誉时视其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世界级思想家，谤时则海峡两岸皆谓其为“公敌”而大加挞伐。数十年过去了，胡适早已作古，而围绕他的再评价还在继续。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的前言，原文以《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胡适年谱新编＞前言》为题，刊载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经本文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前言”分章转发。本篇为“前言”第二章。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二、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代表
孔夫子临终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胡适在世岁月与孔子略同，虽然两人时隔两千多年，但其命运跌宕和人生遭际多少有些相仿。有意思的是，1954年发动“胡适大批判”时，郭沫若曾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称呼胡适，[2]要求人们推倒这尊在中国知识界长期耸立的偶像。而四十多年后曾经参加“胡适大批判”的周一良先生回首过往的历史风云时又感叹地说：“我相信，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他（胡适）是一座永远推不倒的丰碑。”[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风云变幻，翻来覆去；人物的兴衰荣辱，确无定数！
1930年胡适在其四十岁前夕，开始动笔写作《四十自述》，总结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并以单篇的形式从1931年3月《新月》杂志三卷一号起逐篇发表。《四十自述》是胡适早年生活的自我素描的肖像，也是他提倡传记文学、身体力行的创作。此时国际上也关注到这位年青的中国新文化风云人物。1931年1月、2月美国《论坛》(Forum)杂志设置的“生命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专栏发表了胡适《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一文。该栏推出当代世界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介绍他们的人生哲学，前三位是爱因斯坦、罗素、杜威，都是当时享誉世界的大思想家，胡适是“生命哲学”栏目第16位撰稿人(Living Philosophies XVI)。胡适入选的名目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father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接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出版《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一书，又从上述撰稿人中选取了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杜威四人，编辑他们的信仰自述。从这两大举动可见，英文世界、中文世界都有意识地将刚到四十岁的胡适作为世界级的思想家推向公共舞台。
►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图片来源：“中国文化杂志社”公号。
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致信聘请胡适为该院哲史学部通讯会员。7月20日胡适回信致谢，其语带幽默的风格显示他对待荣誉惯有的那种谦恭、矜持的态度：
亥曼先生赐鉴：
前承贵国驻华公使转来六月二日的尊函，敬悉普鲁士学院选举我为哲学史学部通信会员，这是世界学术界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的奖掖，真使我十分感谢，又十分惶恐。
在敝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大政治家羊祜，曾对客夸赞他的一只能舞的鹤。但是这只鹤见着他的客人却不肯舞了。我很盼望这回接受贵会的奖励能鼓舞我努力在学术上多做出一点有价值的贡献，免得在贵会里做一只不舞之鹤，有玷贵会知人之明。
敬此奉复，并盼先生将我的感谢诚意转达贵会。
胡适敬上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４]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项不可小视的荣誉，毕竟普鲁士国家科学院有着傲慢的日耳曼人背景，德语是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标准语言，此事当时有多家报纸报道。1932年6月9日《庸报》以《胡适被选为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为题的新闻写道：
北平柏林使馆梁颖文等顷有电致胡适博士，谓其被选为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兹觅得原电如下：“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傅孟真兄转适之先生，闻被选为普鲁士学院会员，东亚人与选自先生始，增民族令誉。敬贺!姚士鳌、梁颖文、赵懋华。”记者当访傅斯年君，询以情形。据傅君云，“所谓普鲁士学院者，乃欧洲国家学院最大之一。德意志无联邦学院，而普鲁士居德国三分之二，故其国家学院为德国最有地位之国家学院，其中分文史、数理两部。前者包括一切人文科学，后者包含一切自然科学。其会员人数甚少。欧洲各重要国家学院皆如此。外国人得选为外国会员。东亚人被此学院选举为外国会员者，胡是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欧美学界以为最大之荣誉，日本人迄未得欧洲学院此项之承认”。又云，“中国人受欧洲学院此等荣誉者，前此有罗振玉一人。罗于十年（？）前被法兰西学院之刻辞美文院举为外国通信员。法兰西学院分五部。其刻辞美文院，司史学、古文字、东方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名狭而实广。此院今春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于（茹）立安奖金。因该〔本〕所所编之集刊及安阳发掘报告等之故。茹利安即在欧洲之支那学之法兰西派创始者，其译勘《大唐西域记》及《汉语语法》二书，在欧洲及日本文史学界有绝大之影响。此奖金所以纪念之者也”。[5]
►胡适1933年摄于北平，此时他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同年，胡适又以哲学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的身份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AAAS）外籍院士，该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及地位最为崇高的荣誉团体之一。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百位华人学者加入该院院士的名单，但截止到1979年中美建交时，获此殊荣的华人却只有十二位，他们是：胡适（哲学家 ,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1932年当选）、吴经熊（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又称“吴氏宪草”起草人，1938年当选）、翁文灏（地质学家，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47年当选）、钱学森（物理学家，1949年当选）、杨振宁（物理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9年当选）、李政道（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59年当选）、林家翘（数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前主席，1962年当选）、王瑞駪（物理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1970年当选）、吴健雄（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被誉为“物理学女王”及“中国的居里夫人”，1972年当选）、丁肇中（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75年当选）、李远哲（化学家，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1994—2006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75年当选）、何炳棣（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75－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79年当选）。这里面除了胡适、吴经熊、何炳棣三人为人文社科学者外，其他均为自然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甚至是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才在该院当选为院士。可见该院在提名、增补人选时悬格之高。胡适作为最早获得德国、美国两大最高科学机构的荣誉院士的中国学者，表明他在欧美最高学术殿堂已占有一席之地。
►1938年10月4日，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初到美国华盛顿。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1917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1927年3月21日补办了博士学位手续，这是他获得的正式博士学位。[6]1935年1月胡适获得香港大学颁布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1936年9月胡适应邀出席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活动，并以“中国的印度化:一个文化借鉴的实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为题发表学术演讲，再次获颁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在美国获得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以后美、英多校给他颁布荣誉博士学位，总计35个荣誉博士学位。从胡适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国家背景看，美国 31个，加拿大 2个(麦吉尔、多伦多大学)、英国 1个 (牛津大学)、香港1个（香港大学），基本上都是英语世界的国家或地区。从胡适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时段看，抗战前获得3个(香港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抗战时期29个，抗战以后3个，从所获荣誉博士学位比较多的集中在抗战期间这一时段来看，显然这是美国对胡适在美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战做出的反应和回报。
胡适获得的上述殊荣，说明他在国际上已被人们视为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新文化的代表。英美报刊追踪报道胡适的活动，即常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冠称。胡适获得如此众多国际性的荣誉，这是他具有国际声誉的证明。
胡适发表了大量英文作品，1957年，尤金·L·德拉菲尔德（Eugene L. Delafield）和袁同礼合编了一份《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周岁论文集》里，收录了83篇胡适的西文文章，并注明发表出处。1962年胡适去世后，尤金•L•德拉菲尔德和袁同礼又编了一份《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里，共收录了237篇文章，其中包括26篇胡适中文论著的英译。后来经过周质平、席云舒等人发掘，迄今发现胡适的英文文章或未刊手稿，已扩充到400多篇。胡适的英文作品，大多是以中国文化为题材。胡适一身二任，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这是他扮演的双重角色。这些新发现的英文材料就是胡适扮演这种角色的最好证明。
胡适与国际学术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他即投入著名哲学家、实验主义代表杜威的门下。哥大当时具有全美最为强大的文科教授阵营，专治希腊哲学的研究院院长乌德瑞（Frederick J.E.Woodridge）、哲学系的芒达基（W.P.Montague）、教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 Adler）、历史系教授政治理论史的顿宁（William A.Duning）、倡导新史学的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研究美国宪法史的毕尔(Charles A.Beard)，都是颇具声望的大牌教授。胡适选修过他们的课程，与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1956年胡适与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口述自传留下了他学生时代与这些教授接触的美好回忆。[7]
在沟通中西文化关系上，胡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1917年9月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他接触并为之担任过翻译的欧美知名学者有：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社会人类学家狄雷、教育学家孟禄、女人权活动家山格夫人、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等。1926年7月—1927年5月赴欧美、日本访问期间，胡适又广泛接触了英美教育界、学术界人士，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香港大学校长爱里鄂（Sir Charles Eliot）、后来成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等，在多所大学和各种公共场所发表演讲，阐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新文化的演进，在中西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是中国文化向欧美世界的一次成功挺进。
胡适与欧美汉学界或东方学界关系密切。他接触或与之保持学术交谊的学者有：夏德（Friedrich Hirth）、钢和泰（Baron Stäel-Holstein）、雷兴（Ferdinand Lessing）、卫礼贤（Rrchard Wilhelm）、喜龙仁（Osvald Sirén）、安特生（J. G. Anderson）、庄士敦（R. F. Johnston）、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柏烈伟(S. A. Polevoy)、戴密微（M. Paul Demiéville）、韦利（Arthur Waley）等。[8]
胡适与日本汉学界接触亦不少，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最早被译成日文，显示日本同行对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视；胡适与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有过密切的交往，经后者的译介，他的新文学观点和中国古典小说考证远播东瀛；胡适与铃木大拙、入矢义高等在禅宗史领域有过长期的商榷甚至较量，胡适可谓日本同行的强劲对手。[9]
►胡适与日本学者铃木大拙的合影。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帮助国人了解世界文化方面，胡适也发挥了他的特长。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 1920年1月26日夜他草拟《世界丛书条例》，“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 先从译书下手, 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 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10]，并为这套书的规划，与高梦旦多次往返商量，商务印书馆将其纳入出版计划，这是中国出版界成规模、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世界名著的一大壮举，当时知识界响应者甚众。胡适担任审查委员，为审阅、校订、确定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胡适档案”中保留了他与译者来往商讨的大量书信，显现了他在这一工作中的核心组织者角色。1921年商务曾有意延揽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8月在对商务实地考察后，胡适转荐王云五自代，由于与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的特殊关系，胡适与商务互动频繁，商务的出版、编译对胡适颇为倚重。
为处理庚子赔款事宜，1924年成立了由美国、中国人士共同组织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1928年中基会改组董事会，胡适成为中方董事。1930年7月2日中基会举行第六次年会选举胡适为“名誉秘书”，又决定将原有的“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聘请胡适为委员长，其工作范围是编译世界名著及大、中学教科书和参考用书。仅1930年7月至31年6月文史组组织翻译的书籍就有30余种，其中包括由闻一多、徐志摩牵头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
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知识界，胡适是少有的几个与西方学者打交道较多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大大加强了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和情谊。而他为阐释中国文化价值所发表的各种英文演讲和文章，在中国被污名化“老大帝国”或“东亚病夫”的时代，不啻是将中国文化学术推向世界的一个积极举动。他组织编译世界名著和各种教科书所做的策划、编审工作，对相关的编译、出版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未完待续）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严复评传》《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等，编著有《胡适文集》（12册）等。
【注释】
[2]参见《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 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载《光明日报》1954年11月8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3月，第3—6页。
[3]周一良：《追忆胡适之先生》，收入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4]据2019年5月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胡适与新文化运动”展览展出的胡适致亥曼中文毛笔书信图像，此信给亥曼的落款日期是7月20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9册，第45-46页）收入此信草稿，落款日期为6月17日，内容基本一致，个别字词小有改动。
[5]《庸报》这则新闻报道比较详细，与这则报道相同的报道还有：《胡适被选为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载《华北日报》1932年6月9日第3 版）、《普鲁士国家学院选胡适为会员》（载《世界日报》1932年6月9日第3 版）、《胡适之荣誉：当选普鲁学院会员、梁颖文等来电致贺》（载《大公报》1932年6月9日第4版）。其它比较简短的报道有：《普鲁士科学会推选胡适为委员》（载《时报》1932年7月31日第3 版）、《普鲁士科学会通过胡适之为会员》（载《新闻报》1932年7月31日第9版）、《一月来之科学界·胡适之选为普鲁士学院会员》（《时事月报》1932年7月，第56 页）等。
[6]胡适博士学位注册表影印件，参见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7]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五章《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1—236页。
[8]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载《国际汉学》2019年第3期。
[9]参见欧阳哲生：《新文化的异域回响——胡适及其著作在日本》，载《中国文化》第44期，2015年10月。
[10]《世界丛书条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