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晓得，唐朝人重视科举，而科举中，进士最为尊贵。一但考上了，那就跟登仙、跃龙门差不多，马上可以当大官了。

中国人的科举热、状元梦，即起于这个认识。

学者同样有这种艳羡心理，所以一谈起唐代文学就脑充血。说唐代文学太繁荣了，为什么那么繁荣呢？帝王提倡啊！如何提倡？科举考诗文哪！诗文为何可贵？可以平步青云，马上当官呀！于是哗哗哗写了一大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书和论文。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可惜利欲熏心的人總是傻傻看不清。

一、从做官的角度看，进士没啥可贵

科举只是一种选任官吏的制度，各种人均可以通过这个制度，垂直流动地进人官僚体系中，去享受爵禄，拾青紫、得富贵。

它如果有什么迷人的地方，不过如此而已。

但这有什么值得向往的？自古就有选官制度，形式不一。想当官，什么朝代都有路子，科举并不特别。

不懂的人，常说科举很特别，因为可以垂直流动，一考上，就彷彿升仙，荣登天子堂。

其实汉代察举选举，也都从乡里举士。而隋唐虽改为科举，非科举得官者更是占了多数，想当官，科举并非唯一之路。

就算世俗之人皆以富贵利禄为念，看见进士登第平步青云，不禁心生羡慕。又何以整个朝野都那么看重它呢？

难道一般世俗人仰望富贵，而那些已经位极人臣的大官，还看得上这块入仕出身的破敲门砖吗?

再从制度上说，进士登科真的如登龙门？

依唐朝的考选制度，经过科举铨选的人员固然可以任用，但不须铨选也同樣能任用。

任用亦不限于有常贡的各科（如秀才、明经、明法、进士等）出身；无出身者，也照样可以任用。所以人仕之途极宽，是否为进士，本无所谓。

任官以后，固然属进士出身者，“为国名臣，不可胜数”:但同样的，不由进士出身者，为国名臣，亦不可胜数。

其宦途之顺逆，也与是否为进士出身关系不大。李德裕、元稹这些宰相，就都不是进士出身的。

不只如此。士人进士及第，只不过获得了一个任官资格。真要任官，还得再通过吏部的铨选。既要观察其相貌、言谈，又得考试书法、判牍。称为“身、言、书、判”。

往往有进士出身，试判未入等，就仅能做勘校工作；熬到试判人等后，方能调任为地方官。

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曰：“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释褐入官，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

费这么大气力，才好不容易可以做个官。但这个官儿有多大呢？

据《唐会要》八十〈阶〉条所记唐人叙阶之法：进士甲等，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若乙等，则降一等，由从九品下起叙。

需知进士甲科之难，直如凤毛鳞角，史传可查者，只有几个例子。而竟只有从九品上。

这是当时最小的职级，一个普通郡县公子，若不去参加进士考试，凭资荫也可以叙为八品下。则进士出身者叙阶之低，可想而知了。

这么卑微的小官，要由从九品下，靠考绩一年一阶地往上爬，那么，他纵使年年绩优，也得16年才能升到五品下，24年才能到从三品。人寿几何？却连光禄大夫之位也望不到。

像孟郊，45岁才考中进士，只做过溧阳尉、水陆转运判官，60岁试协律郎而卒，官仍在六品以下。

李商隐则挣扎奋斗了一辈子，也只不过干到正六品上阶而已。但他光考进士就考了十年。

投资如此之大，若仅仅为了入仕，划算吗?

欧阳詹〈上郑相公书〉自称他曾“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四试于吏部，始授四门助教”。

由此，他感叹道：“噫！四门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选，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资历级，然后得太学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四门。若如之则二十年矣。自兹循资历级，然后得国子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太学。若如之则三十年矣。三十年间未离助教之官。人寿百岁，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于此，是一生不睹髙衢远路矣！”科舉出身，前途如何，這正是最好的证明。

再说，唐代官吏俸禄甚薄，从九品京官，一年才得禄米五十二斛，根本不足以仰事俯畜。

长庆七年一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奏：“文武九品以上每月料钱一半，合给段匹丝绵等。伏以自冬涉春，久无雨雪，米价少贵，人心未安”。九品以下，其不能安家，更不待言了。

因此，从俸禄上也可以看出进士出身者爵卑禄寡，并不值得世人如此向往。

何况，官场之实际运作状况，与台面上的景观有时未必相符。

唐代进士科第，固然备受朝野尊崇；但官场升迁，靠的往往不是出身，而是关系。如《唐摭言》卷九云郑隐“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科第又真能当什么用？

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王洽然与燕国公书即曾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

得第原本就未必真凭本事，则进士一科之尊贵性也已有限得很了。

既得第，又发现：“正字、校书，不如一县尉；明经、进士，不如三卫出身”，进士毕竟又有什么用？

《摭言》卷三载，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辗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对一位进士及第而深知宦途艰难的人来说，以利禄观点尊崇进士，实在是不值一哂的。

换句话说：从爵禄，或作为一种考选人才之办法等各方面看，进士科都与它所获得的尊重不相称。

帝王与朝士，在态度上企羡进士，而在实际政治体制及运作中，却并不太把进士放在眼里。

笔记杂说里虽也记载不少帝王特别喜欢擢用进士的例子，制度却是死的。品位高低等差，有一定的任用程序。

六品以下之叙加阶称，全凭考绩，帝王要施特恩也不可能。故进士入仕之卑与荣耀之大，实在是一鲜明的对比，形成一幅奇异的景观。

研究唐史者，通常只会人云亦云地盛称唐人对进士的尊崇，却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则想由这奇怪的现象出发，去解析唐代社会的特质。

二、进士科受尊崇的真正原因

唐初所设常贡之科，有秀才、明经、明法、进士等等。进士科本来就不特别尊贵。

后来秀才科逐渐废置，明经之地位降低，才形成进士独贵的局面。

所以进士科之贵，乃是由众科中竞争来的，且系逐渐发展而成。越到唐代后期，越被世人看重。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历来有几种看法：

一是从制度及其沿革上看。认为明经考帖经，纯属诵记，“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

且考试本身已经是比较容易了，录取人数又比进士多得多。“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超过一百人”,进士则仅二三十人。依考生比例来说，大约明经可达百之十一、二，进士才百分之一、二。

凡物，以稀为贵。难考，所以才显得进士得第是件光荣的事。

还有，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亦不比进士考试严格公正。是以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而地位也越来越髙。

第二种看法，不就考试制度去看，而主张进士科之贵，乃帝王提倡的结果。

《唐书•选举志》云：“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孙荣〈北里志序〉云：“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一类说法，不胜枚举。特别是唐太宗、武则天、文宗、宣宗几位，更是屡被论者提起。

但帝王为何特重进士呢？这仍然需要解释。于是有些人从制度上说，明经仅试经义，粗通文墨。但唐代中期以后，翰林学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提高了，往往代行宰相之权。此位非粗解文义者能够胜任，必须仰赖文士出身的进士翰林，所谓：“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先选者，文士为荣”，因此这是在唐代中期宰相权转移及三省制破坏后，为现实政治之需要而然。

但也有些人，不从这方面想，而着重帝王个人的心理动机。

例如指明某些帝王喜好文学，喜欢亲近文士。或如《唐摭言》卷一引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认为帝王是为了统治的需要，设此妙彀，牢笼天下英才。

以对武则天提倡进士科一事的观察来看，就同时存在这两种看法。

有人认为武则天是女性，故喜爱文艺、不贵经术（如沈既济云：“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见《通典》）。

有人则说她是为了反抗唐初的“关中本位”政策，才擢拔寒俊，打击世族功臣势力，培养出新兴的进士阶层（陈寅恪的主张）。

以上这些解释，均持之有故，然皆言之不成理。

盖科目之贵贱，与考试之难易，未必有直接的关系。唐初，本以秀才为最贵，结果造成了秀才科的没落。因为考试太难，“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于明经、进士”(《唐语林》卷八)。

永徽二年停了以后，开元二十四年复举，考试科目就比进士容易得多，“秀才科本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但依然兴旺不起来。

同理，明经是否即比进士易考，恐怕也难说得很。因为能考进士的人较多，明经必须通经，故应考者多为功臣世族子弟，取才不及进士科广；进士考试只考时务策，能考的人多，故群集于此。

至于说明经之帖经，如儿童挑诵，则“业进士者诵《册府》及《秀句》，亦何异于业明经者之诵帖括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章）

此外，明经的录取率髙于进士科是事实，但假若我们用今天大学高考的情况去揣想就知道了：文组的录取率低、取分高，工组的录取率高、取分低。但社会上重工呢，还是重文？

因此，从制度面论进士科之尊贵，多属无根的揣测，缺乏对考试行为的了解。

把进士科的兴盛，归功于帝王，有点根据，然亦非探本之论。因为这是局限于从政治力的运作来看文化发展，且把政治力再局限于帝王这一权力之源。

殊不知政治只是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政治力只是各种文化力、社会力中的一股力量而已。

固然在古代王权社会中，帝王对文化发展颇有影响力，但文化的发展，有时却是“帝力何有于我哉”。

唐代确实有不少帝王，基于不同的原因，对进士科的发达，起了推波助澜之功。然而，我们能不能反过来看；唐代帝王打压进士浮华之风的举措，难道又少了吗？

但这些打压什么时候发生了作用？既然压抑办不到，为啥提倡就大获回响呢？

这显见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不因官方意识而转移的。政府的措施，符合了社会的心理与需求，便广受赞美；违逆了，则根本达不成什么效果。我们不能因看到了一些推扬颂美之词，就真以为事情是由主政者推动起来的。

固然唐初之设科取士，确有羁縻天下英杰，并使爵禄贵贱皆由王者出的意味。但陈寅恪说武则天培养新兴进士阶层，以与世族抗衡，却毫无根据。

因为帝王可以说:“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迫使大家都来参加科考，却没有理由使明经衰而使进士盛；更不会弄到后来，连皇帝自己也羡慕起进士来了。

《唐语林》记载：“宣宗即位，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与否。有以科名对，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前已说过，从世俗企羡富贵的角度，或从官僚体系内部实际的情况看，进士皆不足为贵。现在，帝王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进士贵盛现象，居然着迷起来了，宁非怪事？

进士之贵盛，倘由于帝王之提倡，则帝王本人难道不知“赵孟能贵之者，赵孟能贱之”，又何企羡之有？

这整个问题只有一种解释。

帝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他所未能拥有的、值得他企羡的是什么？

这种东西，当然不会是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整个社会所仰望的，却正是这种东西，所以纵然进士出身未必便能得意于宦途，也无损于他们对进士的歆动之情。

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文学。他们欣赏文学的价值，给予文学家荣耀。正如皇甫湜〈题浯溪石诗>所说的：“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

在那种“尚文”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使得本来并不尚文的进士科变成了尚文的典型，并由此逐渐看轻了不擅文采的明经科。

同时，原来为政治需要而吸收干济人才的科举制度，也转换成为甄拔文人的典礼。

整个社会看重文学的价值，认定了能写文章的人就是要比光会读书的人髙明，所以明经必不如进士。

帝王虽富有四海，掌握一切权威，但他也不能不羡慕作为一位文学家所拥有的荣耀。而且他必须配合此一社会动向，因为反抗也没什么用。

三、进士科举与文学崇拜

从这个观点看，唐代的进士科举，就不再只是一项仅对个人有意义的能力测验，也不再只是附属于政治体制之下的抡才办法，而是具有社会仪式化意义的典礼。

这个典礼大致是这样的：进士发榜后，主办官员将登第者姓名写在黄花笺上，派人送去报喜，称为“榜帖”，也叫“金花帖子”。

登第者获知消息后，一面将金花帖子寄回家，一面要诣主司谢恩，再进谒宰相，名为“过堂”。

然后等着开曲江宴，去慈恩塔题名。

这一套程序，至为繁复，《唐摭言》卷三载：“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院内供帐宴馔，卑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两人，一人主饮妓。发榜后，大科头两人，常诘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

这是刚发榜一段时间的宴乐排场。事实上，“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

他们的宴醵，当然也不会寒酸。大中咸通以后，这种宴会越形侈靡，有专门办筵席的人在负责，“凡今年才过关宴，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

宴会的名目，有大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馔等等。负责办这筵席的，有百多人，每个人都有任务。其奢华阔绰，可想而知。

乾符二年皇帝有敕，革新及第进士宴会，谓此类宴会，“一春所费，万余贯钱”，故规定：“每人不得过一百千，其勾当分手，不得过五十人”。即使如此，仍甚可观。

而这仅是暖身活动而已，真正的重头戏是曲江宴。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惜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唐摭言》卷三）。

曲江宴又称杏园会，是进士登第后的盛会，也是长安城的盛会。

新科进士在这个会上成了全城人士注目的焦点。这不仅是进士们的荣宠，更是长安城人民狂欢的佳节。整个过程充满了嘉年华会般的气氛。

这样子狂欢作乐，倾城纵观，为的是什么呢？难道这不像某种宗教的崇拜仪式吗？

新科进士，再一次印证了存在于社会大众心目中文学的价值：他们通过公开的仪式，来创作文学作品，然后经由评判(一种文学批评活动)，而被选拔出来。

新科进士，本身即为一“文学奖”的优胜者，他们可获得群众的仰慕、欢呼、官爵和美女。

但这份荣耀并不专属于他们个人，而是文学的价值与尊贵，通过了他们这些具体的人物，来接受群众的欢呼。它再一次提醒大家:文章有价，不可轻忽。

文学，就是这个社会集体认可的价值。故科第及官位虽为王者所授予，但在这个时候，帝王也与群众一样，一齐来观赏新的英雄、崇拜的主角。

他不能不认可这样的价值，甚至他也想追求这样的价值，所以宣宗才会在宫中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过过干瘾。

帝王之尊，竟对进士企羡至此，若非整个社会都弥漫在一片“文学崇拜”的气氛之中，他会干此勾当吗？

是的，这是一种文学崇拜，具有宗教庆典般的性质，属于社会群体的崇拜。

在所有进士科举的事务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群众性庆典仪式”的痕迹。

例如进士们“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举，谓之同年。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激扬声价，谓之还往。”他们之间，就有一种群体活动的意识，是一伙人，在从事着一场共同的、众所瞩目的演出。

为什么说是“演出”呢？进士登第后，一举一动，往往“倾城纵观”。

不只曲江宴如此，《唐摭言》载：“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蹴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四面看棚栉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可见蹴鞠会也是如此。

关宴亦然。关宴之日，进士们也露棚移乐登鹈首，“群兴方酣”。新科进士们的华服、美宴、游行、歌舞等等，都是为了提髙观赏者之乐趣而设计的。活动既为世所观瞻，其文章亦辄为世所传诵，“顷刻之间，播于人口”。

这是登第以后的状况，然登第前之投谒与考试，也都有此特色。

元和中，卢弘正到贡院求试，同华“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

贞元中，牛僧儒赴京师谒韩愈、皇甫湜。二人命他在客户坊僦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堤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以下，观者如堵”。

以进士科举为一国家考试来说，这种现象是无法理解的。考试的私密性与其公平性有密切关系。国家名器，既为世所尊崇，更要保障其公平性，岂能以干谒投刺、声气标榜得之？

殊不知唐之进士科举，不是普通的考试，它是群众性的会集，必须有群众的参与及观赏。犹如戏剧，进士及举人们在卖力演出，观众看得大乐。他们不但参与了戏剧，也要对戏剧的发展和演员品头论足、发表意见。

故进士登第，除了考官的甄拔之外，还有群众的评判，这就是舆论。称为声气或公论。

干谒投刺、声气标榜之所以能有效，就是因为主考官不能不考虑群众的评判，总希望能选中大家属意的人。

否则各凭本事，就文论文便是，何必管什么舆论？要通关节，送钱贿赂便是，何须行卷投文？

正因为它不是一场行政体制上公平的测验，而只是一次为了让群众看得过瘾的演出，所以应试者才要卖力地制造他在群众间的声名。

李翱〈感知己赋〉盼望能有大官替他“拂拭吹嘘”：牛僧儒得到韩愈、皇甫湜的吹嘘，立刻“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升沉互异，其理则一。

由这个意义说，科学与其说是政府的考试，不如说是民间的评选。故举人入试，皆挟世誉，不仅由考场定甲乙。且来应考者，也未必是以此求官，而系以此博人赞美。

《唐摭言》卷三说卢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以下接之”。状元入仕，不过从九品；但因为他是状元，便能接受刺史的欢呼。

世之爱羡进士如此，无怪落第举人张倬要“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

我们要特别注意，进士之贵，非以其能获得官爵，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本事，证明了他们是文人。

此一证明，需透过考试这一公开的程序。然考试有时仅是补充性的证明，民众的评判才是最主要的。考试结果若符合了民众的评判，大家就深庆得人；否则，大家更嗟伤惋惜之，甚至还要怀疑考试的公平性。

也就是说，科举的公正性，不存在于一般意义的考试公正，而在于公众的认可。故干谒、请托、讲关节、结棚造势等现象，普遍公行，试卷亦不必糊名。

后世以此诟病唐人科举不公，不知其所谓公平公正者，别有所在。

否则进士科考，既为天下仰望，且系国家升进人才之要道，焉能纵容其不公平至此，且行之数百年不予改善？

反过来说，进士得第是尊贵的，但一人若文章佳美，已获得公众之认可，考试纵使未考上，也不妨碍他的荣耀。甚至会“载应不捷，声价益振”，“登科之人，赋并无闻；白公之赋，传于天下”。

唐人科举的公平性就在这里。故韦庄曾奏请追赠不及第的文人，说：“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消，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门书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历文风。”

追赠文学家一个进士名号，以符公论，意义即在于补偿或平衡考试所造成的不公平。而公平正是在群众这边的。作为一场群众性的文学典礼，当然只有群众才能裁判谁得了优胜。

这样热爱文学、崇拜文学的社会，才是唐朝最真實也最可爱可贵之处。

后来大家只知崇拜官了，又后来只知崇拜钱了，这样的社会就消失了。谈起来，彷佛昨夜曾经美好的梦，却怎么也难说得明白。把当时科举文学奖解释得一塌糊涂，也就是当然的啦！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九十多种。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