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韦政通，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从大陆到台湾，从差点饿死到名满天下，从当记者、写小说到开启思想的探险、宣扬“异端的勇气”，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他出版过数十种哲学、思想、文化类学术专著，其中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被赞誉为“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被众多大学用为哲学系和文科生的教材。那么，这部著作究竟有何值得留意之处？如何读懂中国历史上那些不朽灵魂的精神世界？当代知识人如何在历史的幽深隧道中汲取能量、找到前行的方向呢？《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刊载了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撰写的《连绵的群山与奔流的长河——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与效果》，全文近3万字，出入前贤世界，不止抉奥阐幽，更有风义传薪之旨。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分章陆续转载，各期标题为编者增拟。本篇为该文第三节，配图由作者提供。

韦政通（1927年12月-2018年8月5日）

三

韦政通年轻时所见到的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类著作，多半都是从老子或者孔子开始书写，老子和孔子以前的部分都被付之阙如。因此被称作“断头的哲学史”或者“断头的思想史”。为了给中国思想史补上“遗失”的开头，为了寻找春秋以前中国思想的蛛丝马迹，韦政通一直都在努力，曾数月泡在中研院的傅斯年图书馆里，中午带块冷馒头，一坐就是一天，翻检有关史前期文化研究的论著和相关的考古学报告。写出了《从宗教看中国哲学的起源》《从周易看中国哲学的起源》《从月亮神话看中国哲学的起源》《从阴阳五行看中国哲学的起源》四篇文章^[1]。十多年后出版《中国思想史》上卷，《孔子以前的文化与思想》那一章，就是韦政通前此二十余年努力的收获。当然，二十年间他不只做此一件事，同时也在研究其他各个时期的思想。二十多年试图给中国思想史“安头”的努力，也只是选择性的安了这样个一两万字的“开头”，包括“中国文化的黎明”、“殷代的社会与宗教”、“周代文化的一般情况”、“周代的宗教与道德”、“鲁文化的特征——礼”、“人文思想及其先驱”等。韦政通撰写的《中国思想史》，是从孔子开始的，所以，孔子以前这段的“积累”过程，才被他称作“孔子以前的文化与思想”。

本文作者根据阅读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中对于孔子和老子的描述，感觉他之所以将孔子放在中国思想史第一人的首位上先加隆重叙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将中国文化整理成型，并借此赋予旧文化以新意的是孔子，孔子敲响了有系统的中国思想诞生第一棒响锣。不论孔子和老子谁生在前谁生在后，也不论孔子是否就何种问题请教过老子。孔子站在传统中总结传统，又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反省和重建了传统。而老子，则基本是站在传统之外，抒发自己对人间的感受，表达自己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老子与传统的关系并不密切，“他的声音来自旷野，他的精神游离于历史之外”^[2]

如同向后书写每一位思想家一样，韦政通也将史籍中有关孔子的生平材料，扼要加以概括提炼，置于开讲孔子思想之前。与其他同类著作和自著的《中国思想史》介绍其他人物，都有明显不同，韦政通将史籍中有关孔子经历的材料放在前面，不是为了告诉读者：“这就是孔子”，而只是尊重历史记载，为人们了解孔子提供基础性参照。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孔子，跟《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载，虽然不能没有关联，可历史上的孔子，早已被重新塑造或者重新改造。后来人们所见到的，都是被不断“改造”过的孔子。他专门设了“怎样了解孔子”一节，不是指望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只是为现代人了解孔子提供一种“态度”。因为孔子“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多面性，这多面性又结合为一个整体，任何方式的了解，都只能接触某一面或几面”，难以得见孔子的全貌。“同时，二千多年来，孔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早已形成种种的‘变貌’，顺着任何的变貌去了解，与原始的形象，终不免有些距离。……一个被奉为圣人的人物，永远找不到一个足以窥得其生命整体意义的妥当方法，能够讨论的是了解的态度，如果有了适当的态度，具体的意义可以任人自由去体会”，因此，对孔子的了解，既不必求同，就算真想求同，事实上也很难达到。^[3]

根据史实，只能了解到孔子的一部分。根据史实，韦政通指出孔子两大显著贡献：一是孔子以后的诸子，“或多或少都曾受其影响，认同与责难，都往往把焦点集中于他；这说明在先秦时代，孔子已居于思想的中心地位。”二是“孔子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后来的诸子中，有的在当时的声势，并不亚于孔子（如墨子），他们也教授生徒，但没有一个像孔子能标出伟大的教育宗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也没有一人能扮演孔子那样重要的角色。”^[4]

在韦政通的笔下，孔子既是一位传统继承者，又是一位传统的更新人，包括在传统的宗教、经典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孔子创立“仁”的伟大观念，将“仁”作为道德之源，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将人的生命价值实现的权力和责任，从上天手里讨回还给人自己。孔子赋予传统的“孝”以仁的意义，“孝”的意义在于行“仁”，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了不起的贡献。这是就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讲；而就个人生命本身的意义上讲，韦政通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语，称孔子是“‘实现了最大潜能’的伟人。”韦政通进而用心理学家的观念，指认孔子“是一个成功的自我实现者。”韦政通看到了孔子身上体现出的很多明显特点，诸如尊重古代和同时代的贤者；有强烈的道德观念和确定的行为原则；对人类有强烈关怀与同情；态度比较客观、谦虚；身处逆险之境，一向镇定自若，信心坚强；从容而自然，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不是苦行的自制；好学、勤奋，生活恬淡等。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人类心血最大的成品，就是他自己的人格。”韦政通称赞孔子“最伟大的创造正是在此。过去文化中道德和人文的趋势，是经由孔子的典范人格，才开始定型，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5]韦政通指出，孔子“训练人才的重点，完全是放在道德人格的培养上，孔子相信，一个人必须先把内心的生活调理好，然后对社会政治才能提出直接的贡献；一个人必须先使自己成为道德的生命、道德的存在，才足以消融旧传统，创造新文化。”^[6]孔子的人格，由此渐渐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在综合与分述孔子的思想、人格之后，韦政通开始讨论孔子的历史地位问题。韦政通认为，孔子“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要了解他或评论他，都应该纳入世界伟人之林，才能观其异同和得失。”韦政通同时指出，“伟人也是人，人有其特质，也有其限制。”^[7]近代梁启超曾将孔子只当成先秦“诸子之一”，放在与“诸子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量。韦政通认为梁氏“是根据一种新的标准”，是“撇开了宗教化的崇敬心”，仅将“孔学”当成研究的对象，“以研究的态度看孔子，目的在把孔子经由认知的或知识的考察”，同时也用“新的标准去重建它。”韦政通肯定这种主张和做法的意义，认为这是必须的，而且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契机”，“必须经过这个时代的新考验，才有机会使孔学中包含的价值重新发挥实际的效用，才有机会使新形象的孔子重新进入具有现代学养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心中。这个新的标准虽不合中国的传统，但现在它是世界性的，所以客观研究的过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确立孔子世界性地位的必要步骤。”^[8]

孔子之后，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书写的仍然不是老子，而是墨子。因为墨子和孔子都与此前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很深的渊源，但墨子与孔子对传统的态度却不完全一致。“孔子对其中的六艺，主要是拿来做施教的依据”，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墨子与孔子明显不同，墨子对古文化是有选择的，墨子认为好的文化不限于古代，现在好的也可以吸收进来。”依照墨子的系统，所谓“善不善”，不在于“古不古”，而“主要是看它对国家人民是否有利。”墨子以其所创立的“三表法”为标准，“有了新标准，古也好今也好，皆可为我所用，用之不足，还可以自己创造，如此自然会促使思想的新发展。”^[9]孔、墨的社会思想，虽然“都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也都希望对社会有所改造”，但“孔子的社会理想在足食、均平，实行的过程是先富后教”，而墨子“则于社会公利、正义的立场，要求建立一个平等的、自力自强的社会。”^[10]

墨子与孔子虽都站在人文立场，但两家赋予人文的意义却不同，墨子因此对儒家有诸多的不满和批评：“儒、墨同主尊王，儒家是由圣定王，墨家是由王定圣。儒、墨都重视政治和社会问题，儒家所重视的是德治和教化，墨家所重视的是国家人民的功利。儒、墨皆贵义，儒家所说的义属于心（主体），墨子所说的义，只是外在的标准。儒、墨皆尚贤，儒家所尚的贤，纯是道德的意义，墨家所尚的贤，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的百工，‘贤’主要是靠‘能’来规定的。”^[11]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虽对鬼神仍然保持一定的敬畏，但却“敬鬼神而远之”；墨子虽主人文，但依然借助鬼神的原始宗教信仰，作《天志》，强调鬼神有赏罚功能，明确主张“圣王治天下，必先鬼神而后人。”儒家崇尚礼，厚葬、久丧，服饰也要讲究；墨子主张节葬、节用，反对因礼而铺张，因此而著《非礼》；孔子主张礼乐同重，强调乐在道德教化中的功用；墨子认为，国家如果将财富浪费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上面，必将影响民生，因为财出于民而有限，故作《非乐》；孔子相信命，墨子作《非命》；儒家主张有差等的亲亲之爱，墨子主张无差别的兼爱^[12]。如此之类，韦政通将孔、墨的很多主张一一对比，使读者对孔、墨的异同，瞬间就可一目了然。“几乎可以这样说：墨子的思想，是存心与儒家立异而发展出来的，而且立异的程度，也似乎是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儒家是以主体的价值为主，那么墨家的价值完全是属于外在的标准。”^[13]

儒墨两家稍前稍后，两峰对峙，中国思想史在韦政通笔下，开篇即展现出了诱人的风景。

韦著对墨家的重客观经验、由此而引发出的逻辑思想，以及墨家为天下苍生“摩顶放踵”、奔走呼号、行侠仗义的勇气和精神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韦政通认为，墨家的逻辑是独创的，不是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处来。“孔子谈‘正名’，主要的问题是在如何使政治上轨道，如何使社会有秩序，是为他重振周文的理想服务的”，属于政治的和伦理的范围；墨子的正名，则是一种自创的逻辑，“真是前无古人，有如从天而降”^[14]，是前此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是对中国思想史的大贡献。

秦汉以后，墨学为什么忽然没了继承人，从此无影无踪了？“自汉以后，儒家成了正统，儒家所重视的价值，成为多数人承认的标准，在这样一个学术传统里，处处与孔子立异的墨学，又如何能获得顺畅的发展？”尽管韦政通宣称“墨学之衰，至今仍是一个无法充分解释的迷”^[15]，但他在上面所作的解释，已经相当充分了。依本文作者猜测，墨家的消失可能就在秦朝。强调大一统专制主义统治的秦王朝，连说几句风凉话的儒生都会集体坑杀，墨家这个有明显组织意味的行动群体，对强调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明显是个很大的威胁。有这样一个专门打抱不平、行侠仗义的行动组织存在，专制主义统治者如何能睡得安稳？极有可能被他们当成黑恶势力武力剿除了。

秦以后墨家虽然失去了踪迹，但墨子的“尚同”思想，却被历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有效地用作统治术，一直存活于历史上专制主义统治的运行中。墨子主张“一里”之人，要统“义”于里长一人，以里长的是非为是非；诸里合成一乡，一乡之义，再统一于乡长，以乡长的是非为是非。以此自下向上类推，推至诸侯国，推至“天下”，天下之义，必须统一于天子。尚同的过程，就是自下而上一级服从一级，尚同的目标，就是将“天下之义”，最后统归于最高统治者，一切是非标准和行动原则，都要以最高统治者为准，天下人都必须向最高统治者看齐，个人服从所属的行政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级服从一级，最终统一服从顶级。这不就是历代专制主义统治的实况吗？只不过实际的程序，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下达“义”的准则，一级一级向下推行而已。墨学群体虽然无法被历朝历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所容，但墨子这项有益于专制主义统治的构想，他们却没有轻易舍弃。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书写的第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是老子。

孔、墨的思想都与传统有很深的关系，尽管在亲密程度上墨子不及孔子。但老子的思想与“殷、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在纵贯的线条上，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他不讬古，也不提以往历史上的人物，他超越了传统，也不存心与任何学派作对”，他的思想，“取资于既成的思想者特少”^[16]，“儒家传统里的哲学家多半重视历史的权威，平生之志，即在为往圣继绝学。道家始祖老子完全不一样，他的声音来自旷野，他的精神游离于历史之外，读他的书随处令人战栗，他把我们习见的是非标准都给搅乱了”^[17]。

“孔子所表现的是一种重建生活秩序的努力，包括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而主要也就是这两种秩序。《论语》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些确定的准则，老子所说的却在这些准则之外。他对当时的现实文明、现实社会起了严重的叛离作用。他的思想的叛离，是一种创造的反叛。他不像孔、墨，有强烈的使命感，奔走列国，希望得君行道，他不能适应他的环境和时代，身为隐士却有一团火热的心肠，心与迹之间的矛盾，强化了他的悲剧性格。他痛恨当时知识分子的趋炎附势，但他代表的不是无畏的道德力量，而是利欲滚滚的浊世里一股清澈的智慧。”^[18]老子是一个标准的“反叛”哲学家，“他不仅反叛，还提出一套空前的哲学，恰好说明了他‘创造的反叛’的思想特色。他之所以能创造，是因他能彻底的反叛，反叛成为驱使他创造的一股巨大的生命动力。”^[19]“自从他的声音在历史上响起以后，每一个时代都有反响和回应，使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和正统派哲学之外，据有一个超然的立场，一个判别是非的标准，纵然身处逆境，百事困顿，隐没江湖，在缄默中依然不致完全失落，依然可以丰富他自己的生命，获得人生的意义。”^[20]

老子“返回自然”的呼声，对人类历史的意义，韦政通提醒人们注意一点，“即它教人追求一种单纯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有助于人保存赤子之心，有助于人保存感受惊奇的能力；这是追求智慧的人生，以及培养丰富的创造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使我们不追求伟大，能使日常生活过得更自然些，必可使社会上那些无谓与无情的竞争大为减少。”^[21]

只看韦政通上述的奋笔疾书，再加多余的评价，已是明显画蛇添足了。

春秋战国时代，在事实上属于诸侯纷争的时代，在思想上则处于“天人对决”的时代。“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三家，在天人对决中，都相继取得胜利，于是分别成为中国道德论、认识论、形上学的源头。墨学早衰，使得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一直不发达。儒、道两家的道德论和形上学，则成为中国哲学最主要的两个部分，成为正统与非正统的两个并行的主流。”^[22]

由于韦政通对孔、墨、老非凡的体会和领悟，加上他相当拟真且又充满热力的表述，阅读他的《中国思想史》，一开始就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中国思想史既像群山耸立，又似大河奔流。这些耸立的群山，开始便巍峨雄伟，这条奔流的长河，一开始便就波涛汹涌、浪花四溅了。

先秦诸子在韦政通的笔下，各呈雄姿，各显神通，像孟子的刚毅、庄子的透脱、荀子的严谨、韩非的冷峻，韦政通不仅深入剖析了各自的思想，也神似地展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质、生命活性与杰出的创造能力。每一个都写得让读者感到如在眼前，就在当下一般。确实如高山林立，大河奔腾。考虑篇幅，这些难舍的精彩部分，就留给读者们自己阅读感受吧。（待续）

[1]韦政通《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序言，水牛出版社1968年3月1日初版本。

[2]有关老子思想与传统关联性不大，可参加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38—140页，上引韦政通评说老子具体话语，在同书第146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3]《中国思想史》上卷第63—64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4]《中国思想史》上卷第90—91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5]《中国思想史》上卷第80、81、82、83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6]《中国思想史》上卷第72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7]《中国思想史》上卷第89、90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8]《中国思想史》上卷第91—92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9]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00、101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0]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21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1]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06—107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2]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07、108、109、110、111、112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3]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06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4]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25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5]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12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6]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38、139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7]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42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8]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38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19]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47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20]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47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21]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46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22]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148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