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分析者 胡毓堃
▎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正式当选德国总理。图为2015年，时任德国汉堡市长朔尔茨访问北京和上海。
核心提要：
1. 德国对华政策第一个变数是本国政治环境的变化。新总理朔尔茨面临着更大的内部压力，虽然他和默克尔一样保持对华稳健，警告“与中国脱钩”言论。但参与组阁的绿党主张对华强硬，自民党突出对华“人权外交”。加之近年来德国社会对华态度的民意变化，都决定了默克尔路线面临严峻挑战。
2. 另一个变数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当前德国外交环境紧张，“四处起火”的国际社会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会促使绿党和自民党进一步施压朔尔茨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朔尔茨曾暗示“价值观外交”路线，并与美国盟友加强关系，更是令国际观察媒体将朔尔茨类比为“德国拜登”。
3. 现实中，来自绿党的外长称“欧盟可将限制进口作为施压中国的工具”。但事实上，中德贸易体量庞大，质量上也具有不可替代性，根本不是所谓“限制进口”所能破坏。最后，中德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极高，也是中德友谊小船很难说翻就翻的原因之一。
▎2021年9月11日，凤凰在德国曼海姆采访奥拉夫·朔尔茨
从政治环境到国际格局，德国对华关系不乏变数
随着奥拉夫·朔尔茨正式出任德国总理，德国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画上句号，“红绿灯”联合政府正式掌舵。
▎当地时间11月24日，默克尔出席每周内阁会议前，接受朔尔茨送来的鲜花。图源：人民视觉
早在默克尔尚未卸任之时，关于她对华政策的评价不可谓不两极化：支持者称她采取理性务实的政策，促成了中德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反对者批评她为了经济和贸易利益对中国软弱、妥协，没有“站稳立场”。
即将执掌德国外交部的德国绿党联席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也对德国《日报》表示：“刻意的沉默并非长久的外交形式，即便有些人近年来这么认为。”在暗指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表达不满后，她给出了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愿景：“对我而言，基于价值的外交永远是对话和强硬的互相影响。”
贝尔伯克一番话，凸显了德国对华关系的第一个变数——本国政治环境的变化。
朔尔茨本人并非鹰派政治人物，他曾担任第一市长的港口城市汉堡更是被普遍视为中国通往欧洲的“门户”，但他不是默克尔，其所处的联合政府环境也大不相同。在对华问题上，朔尔茨面对着比其前任更大的内部压力。
▎三党组建的联合政府，意味着朔尔茨（左三）更难维系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图源：Odd Andersen/AFP/Getty Images
新一届德国政府直至大选结束近两个月后才成功组建。在此期间，朔尔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与绿党、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历经多轮谈判，在气候、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存在分歧，甚至一度谈判破裂。而这个经过互相妥协，来之不易的“红绿灯”政府，在对华态度上也不尽相同：
两位联席主席分别出任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和外交部长的绿党近年来异军突起，如今更是德国联邦议院第三大党；该党作为中左翼政党，主张建立更强的欧盟共同对外政策，尤其要对华强硬；该党曾强烈反对中欧投资协定，竞选期间贝尔伯克更是表态对中国将更加强硬，甚至扬言“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我们的市场”；
中右翼的自民党本就秉持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本与绿党存在结构性的理念冲突，但双方在对华问题上难得的早早达成共识；在竞选期间的电视辩论中，该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不出意外地主张对华强调“人权问题”，批评中欧投资协定的态度也不比绿党弱；
近年来，自民党在涉台问题上表现得更为亲台；今年5月16日举行的自民党党代会上，该党更是通过了在竞选政见中删除“一个中国”论述的提案，建议德国与欧盟“扩大与台湾的交往”，支持台湾“在不需被承认为国家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组织”；
相比之下，社民党自2013年起便参与默克尔联合政府，朔尔茨本人更是担任了三年的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在对华问题上与默克尔保持着基本一致的稳健、谨慎态度；早在竞选宣传片中，朔尔茨和默克尔青睐的“接班人”、德国联盟党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均试图淡化大幅调整外交政策的需求，对于对抗中国或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的论调也发出了警告。
据德国《经济周刊》12月5日援引欧盟和德国外交人士的消息称，朔尔茨曾通过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向中方传话，表示将延续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并将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牵制自民党和绿党。此外，他曾在今年10月一次通话中对中欧投资协定表示了支持。
今非昔比的联合政府，几经博弈和妥协后产生的职位分配，尤其是绿党执掌外交部门，决定了朔尔茨时代德国对华政策很难不出现波动。而近年来德国社会对华态度的民意变化，也决定了默克尔时代的路线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根据美国著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过去20年包括德国在内的14个发达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出现了逆转性变化：从2002年对华持好感人数多于负面评价群体，到2020年71%的德国受访者对华持负评。疫情之下，由于特定话术、中美博弈、国际格局尤其是中国国力与影响力的变化，德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仍在持续下降。
▎过去20年，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民间对华好感度持续下降，图源：Pew Research Center
显然，绿党和自民党在选举中异军突起、携对华强硬姿态进入联合政府有其民意基础，而如今德国民间的对华态度也和默克尔执政初期截然不同。未来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波动，不可避免会受到本国民意变化的影响。
此外，作为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德国从政府到民间对华政策与态度的变化，自然与国际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
当年，德国面临的外交环境不可谓不紧张。用美国《纽约时报》的话说，无论是再起的全球疫情，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俄乌边境再度陈兵，还是“更具对抗性的中国”和“更靠不住的美国”，都足够令新一届政府头疼。据《纽约时报》分析，“四处起火”的国际社会和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会促使绿党和自民党进一步施压朔尔茨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白俄罗斯与波兰的边境难民危机，图源：Leonid Shcheglov/BelTA/TASS
而在三党谈判成功时，朔尔茨在讲话中暗示“价值观外交”，也含蓄地表达了国际局势的影响因素：除了保证德国作为“民主国家”将继续代表“民主”与“法治”，更强调德国尤其与美国因为这些价值观而连接在一起。同为在任的中左翼领导人，朔尔茨与拜登的共同点也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外交学人》甚至发出“朔尔茨是否会成为德国拜登”之问。
在中美关系持续低谷，美国政府大搞“小圈子”外交、促使欧洲盟友们在事实上“选边站”的情况下，立陶宛等部分欧洲国家已有行动。德国政府能否如朔尔茨所说保持原有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面对来自政府内部、国内社会和外部压力的变数。
从共同关切到合作空间，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定力犹在
从11月24日“史上最强硬”涉华措辞的三党联盟协议来看，新一届德国政府似乎难以像之前那般“温和”了：该协议共12次提及中国，尤其是在关于外交政策的第七章“德国对于欧洲及世界的责任”中，多处与中国有关，且罕见地公开触及中国的“红线”。
在协议中，三党如此描述其对华关系总体架构：“我们希望且必须在伙伴、竞争及制度对手的维度下建构对华关系。”而开展与中国合作的基础则是“人权和国际法”，且对华政策要与美国进行跨大西洋协调，即“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合作，以求减少战略依赖性”。
同时，这份协议也公开就涉疆、涉台、涉港、南海等中国最为关切的核心利益问题发声，其内容和姿态一改默克尔时期“低调务实”的风格，言辞之中处处踩着中国的“红线”。
近日，贝尔伯克更是提出，欧盟可将限制进口作为施压中国的工具，声称“这对中这样的出口大国来说将是一个大麻烦”。
▎德国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历来主张对华强硬，图源：DW
由此可见，未来中德关系，波澜再起应当是可以预见。但这是否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小船“说翻就翻”？如此定论似乎为时过早。
在对华措辞强硬的三党联盟协议出台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中方重视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认为发展好双边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推动中欧交往合作”，并“希望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把精力用在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上”。
而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之前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强调了中德合作的韧性和潜力，表示“中德双边关系的基本面总体是稳定的，合作共赢仍是中德关系的主基调”。
事实上，中国与德国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共同关切，也在新的领域有更多的合作空间。无论德国内外存在多少影响其对华政策的变数，两国维持并发展关系的基础也不会因此而出现根本性的扭转。
首先，中国与德国的经贸关系，远非简单的“脱钩”和“限制进口”便能剪断。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132亿欧元，中国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相比之下美国已经滑落为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712亿欧元）。其中德国自华进口额为1163亿欧元，对华出口额为959亿欧元，中国已经成为德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标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贸易因疫情影响而遭受重创，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总额和德国自华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了3%和5.6%，对华出口额也基本维持2019年的水平（下降0.1%）。相比之下，德国与其第二大贸易伙伴荷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均出现显著滑落，其中对美出口额跌幅更是同比下降12.5%。
除了庞大的体量，中德经贸关系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不可替代性。从双边贸易结构来看，2020年德国对华出口主要为汽车、机械、核能、电子设备、医药、光学、飞机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领域，而中国对德出口除了也包含电子设备、机械、核能、光学、汽车等类似领域外，还涉及纺织品、服装、家具等轻工业领域。两国的贸易领域不仅互补互促，而且多涉及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2020年德国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分布，来源：Trading Economics
朔尔茨在进入柏林之前曾担任七年第一市长汉堡市，更是中德经济关系的一个缩影。
汉堡市场营销局的数据显示，经汉堡港转运的货物占据了中德贸易的半壁江山，超过550家中国企业在汉堡落户，2018年汉堡港往来中国的集装箱吞吐量便达到260万标准箱（约为汉堡港全年吞吐量的三分之一）。汉堡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贸易港和欧洲的重量级城市，中德经贸关系的作用显而易见。
显然，中德多年来持续构建的双边经贸关系基础，不是贝尔伯克说“限制进口”就能取而代之的。疫情之下，其它传统贸易伙伴更难完全取代对华贸易的缺失。无论是之前的默克尔还是如今的朔尔茨，他们对于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的危险心知肚明。德国大选后，该国工商界对于两国关系走向的关切与担忧，也是德国政府不可忽视的声音。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既是中德两国的共同关切，更为两国提供了更宽广的未来合作空间。
气候变化关乎中德两国以及全人类的命运。2020年，中国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七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两国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仅对地球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显著影响，而且更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德国是全球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倡议的先行者，过去二十年来中德在气候变化领域持续加强合作。早在2009年，中德两国便建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在清洁发展机制、适应和减缓气变、温室气体检测、碳排放交易体系等领域实施了不少卓有成效的项目。2014年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期间，两国更是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等更高目标作为双边合作项目重点。
2020年9月，中国、德国和欧盟领导人视频会晤决定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今年4月，中国、法国、德国领导人视频会晤再度承诺加快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目前，中德两国已经从政府、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多个层面建立起了多元绿色合作机制，涉及的领域包括气候政策、碳市场、控制排放、气候金融、工业减排等多个领域。
▎今年4月中法德领导人峰会再谈气候变化合作，图源：新华社
此外，中德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与一致行动，尤其是坚定实施《巴黎协定》，对于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气候合作，更为两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绿色发展和数字化等新兴领域开拓了新的合作空间。
▎今年9月，出现在德国慕尼黑的中国国产新能源汽车——爱驰U5 SUV，图源：Reuters/Nick Carey
不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能源、技术角度看，不论是从双边还是多边层面看，应对气候变化都是中德、中欧之间最具增长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中美两国之前的互动情况已经表明，中方不能接受对方一方面损害本国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在热点问题上给予无条件合作。同样，如果要在气候变化领域继续开展高水平合作、创造更大红利，德国不可能在破坏两国关系基础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对于中德两国而言，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具有重要影响力国家的作用没有改变，双边合作的基础没有改变，远超双边范畴的合作意义更加凸显。疫情之下，两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维护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共同利益不减反增。中德关系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定力，很难因为特定时期的杂音和干扰而被撼动。
毕竟，就连近期在维也纳刚恢复的伊核协议谈判，也少不了中德两国的协同参与，而其结果不仅事关核能利用的技术性问题，更关乎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中德关系何去何从，影响着世界的方方面面。
到底是更需要考虑绿党和自民党的强硬声音和外部压力，还是更需要考虑中德关系的基石、动力和潜力？朔尔茨和新一届德国政府需要仔细考量。目前来看，中德的友谊小船，很难也不应该“说翻就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