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凰网财经《财知道》栏目
“我梦见我们试验田里的超级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把那么长，颗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助手在一起，坐在稻穗下乘凉。”
人的一生要做很多梦，而袁隆平只做了两个。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梦境逐渐照进现实，岁月却不等人，这位描绘梦境的老人走到了休息的站点。
从吃不饱到有余粮的路上，遍布着袁隆平的脚印，从青年走到耄耋，从土地里来，到土地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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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被重新发现之前，幼时的兵荒马乱与颠沛流离或许导致了记忆的偏差，袁隆平自己都不太清楚他的确凿生日，一直习惯了将1930年9月7日看作诞生之日。
直到那份档案的出现，重现了一对袁姓夫妇喜得贵子的历史瞬间。当时二人还未想好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暂且在材料上登记为“袁小孩”。档案显示，这个婴儿出生于1929年8月13日，上面留下了“袁小孩”出生时的脚印，还有负责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Qiaozhi Lin”。
这个签名的主人便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被尊称为“万婴之母”的伟大女性林巧稚，她极大降低了中国母婴死亡率，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
当时，袁小孩还不知道自己会成长为袁隆平，林巧稚也没有被后人尊称为“万婴之母”。人生的因缘际会，使拯救无数母婴与让无数人远离饥饿的两位大师，产生了精神意义上的传承。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据他本人叙述：“我们几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照辈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
流离辗转的路上，疾病、疼痛、饥饿与死亡，成为了这个家庭乃至整个时代的伤痕。
虽然逃难贯穿了袁隆平的整个童年，但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始终没有中断几个孩子的学业，十分重视孩子教育。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袁隆平，亲见不堪重负的父亲，在战争的阴霾中挣来吃的喝的，别有一番韧劲。而袁隆平的母亲“知书达理、贤惠慈爱”，尽管身陷囹圄，也温柔乐观，给孩子讲故事、读尼采、启蒙英语，其中，炎帝神农氏的故事给袁隆平埋下了一份憧憬，开始向往“田园之美、农艺之乐”。
父母给予的力量熨烫了战争带来的伤痛，培养出的袁隆平坚韧中也不忘乐观幽默。对于高中毕业后学农，除了从小看见的饿殍遍野、母亲的传说故事、参观过的园艺场影响，袁隆平自嘲还有个好处，就是“数学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说是统计方面的一点数学，其他没有。”
从年轻到年长，袁隆平的幽默不减反增。距离他上大学的60年后，时光倏忽四轮已过，在人民政协成立六十周年文艺晚会上，袁隆平被请上舞台，主持人问：“袁老今年高寿？”他答道：“39.5公岁。”一片笑声中，他又念起雷洁琼先生的打油诗：“百岁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嘿嘿，我才七十九，还是小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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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袁隆平告别父母，赶往重庆相辉学院，即现在的西南大学，主修遗传育种学。
西南大学校史馆中，曾面向公众展示了袁隆平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各科成绩，分别为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农场实习67分、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英文93分。
可见，大学时的袁隆平成绩并不拔尖。学习以外，他喜爱游泳和音乐，还差点成为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1952年，在西南地区举办的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袁隆平因赛前吃坏了肚子发挥失常，最后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当时的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多年后，袁隆平回忆起此事，也会长叹一声。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假使袁隆平成为游泳专业运动员，世界便少了一个“杂交水稻之父”。
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偏远又穷苦的安江农校，开启了时长18个春秋的教学生涯。在此之前，袁隆平经历过一次土改，这对袁隆平踏上研究水稻之路起到了重要影响。在四川大足县与农民同吃同住的日子，袁隆平才真正体会到农村的贫苦，他不再仅仅是爱好广泛的大学青年，而是向深沉忧思的形象转变，思考如何用学过的知识去发展农业。
在安江农校，袁隆平住在青砖青瓦、苏式风格的青年教工宿舍。夏天里，山间的林木树枝将绿意盎然送到他的窗前。教书的日子，也像夏天一样生机勃勃，教初级俄语的袁隆平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发卷舌音，教他们唱俄语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还编了相声段子用俄语表演。
中苏关系紧张后，袁隆平就不再继续教导俄语，而是学以致用，去教植物学、作物栽培和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及专业课。
最开始研究时，袁隆平遵循米丘林“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试图用月光花光合作用强、制造淀粉多的优势提高红薯的的光合作用，提高红薯产量。然而，这种无性杂交的方式，并不能通过种子遗传，如此，便无法适用于水稻、小麦等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上。此后，袁隆平便抛弃了米丘林之流的学说，而是转投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
等到了三年大饥荒时期，学校停课，将试验田分给每位老师。袁隆平也在饥饿中拷问自己，“种田的人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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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袁隆平便将思考增产的目光转向水稻。
转机出现在1961年夏天，袁隆平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水稻，一数之后发现竟有二百三十多粒稻粒，如果水稻都如这般，原先亩产五百斤的水稻很容易便能亩产千斤。他为这样的发现感到惊喜，并对这株水稻命名为“鹤立鸡群”。
他将“鹤立鸡群”的种子播种在试验田，历经期待后，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没有一株稻穗鹤立鸡群。
虽然深感失望，但袁隆平没有放弃研究的步伐。诚如其学生所言，“袁老师绝不是第一个见到异型稻株的人，却是第一个找到其本质规律的人。”
冷静下来后，袁隆平又回忆起孟德尔的遗传学，按照经典遗传学对有性繁殖的遗传过程中的“分离定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不会分离，杂种第二代才会分离。经过反复统计计算，“鹤立鸡群”后代正是出现了分离现象，因此“鹤立鸡群”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自此，袁隆平坚定水稻不仅有杂种优势，并且可以利用其优势。那么问题只剩一个，如何找到雄性不孕株。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雄蕊和雌蕊在同一朵花里但分开，要想改变水稻自花授粉的天性，通过异花授粉进行杂交，就要找到雄性不育且雌性仍可授粉的单一功能水稻。
然而，多年来，这种水稻均寻觅无果。
直到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袁隆平的妻子邓则在笔记本上记录了那苦苦追寻的雄性不孕株发现时间，地点在安江水稻试验田，品种为洞庭早籼，这一发现也被公认为是袁隆平“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开端。
随后，他将此发现写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第四期。这篇发表于55年前的3000字的论文，当时引起了国家科委的注意，也成为新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开端。
在政府的指示下，1967年，由袁隆平、尹华奇与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全力寻找不育系。
雄性不育性的发现是杂交水稻研制成功的第一步，水稻杂交想成功，就要先育出只有“单一性功能”的水稻。
袁隆平用他的野生不育材料培育出的C系统，找了好几年却始终找不到“丈夫”保持系。此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指示，“将研究交给群众去搞。”于是，1970年，湖南省迅速开展了一个由专业人员和农民相结合寻找不育系的运动。不久，这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农场、良种场、公社、生产队、大专院校都参与其中，各省成立了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网。
1970年10月，李必湖与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当地的一个水沟旁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当时正在北京查阅资料的袁隆平为了这一株水稻连夜赶回三亚，并将其命名为“野败”。李必湖发现的这株“野败”，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
后来，江西省农科院院长颜龙安、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又先后培育出强的保持系、恢复系。
千禧年后，袁隆平又屡屡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稻攻关，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了大面积示范每公顷10.5吨、12吨、13.5吨、15吨的目标。
最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叁优一号，2020年作双季晚稻种植平均亩产达911.7公斤，加上第二代杂交早稻亩产619.06公斤，全年亩产达1530.76公斤，实现了周年亩产稻谷3000斤的攻关目标。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生都致力于这个追求的袁隆平，直至缠绵病榻之时，仍然记挂着试验田里的水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俯下身子当牛马。
只要春风吹过的地方，到处都是稻穗的金黄。
国士无双，一路好走。
参考资料：
《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
《袁隆平的幽默》，宋桂奇
《有的人》，臧克家
《稻田里的守望者，一路走好》，人民资讯
《缅怀巨星！再忆袁隆平：“我有两个梦想……”》，e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