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藤香四溢
1982年夏，白沙河涨了龙舟水，漫过青石板埠头时，带着细碎的紫荆花瓣，把整条河泡得泛着淡青的香。陈伟强站在村口的老木棉树下，望着河对岸家家户户门前堆成小山的藤条，以及在晨光里飞梭走线的织藤妇女，忽然想起父亲被押往红花岗那天，也是这样的藤香浸着潮气，钻进他藏在柴垛里的破棉袄。
“伟强哥，厂长室收拾好了！”村办藤厂的会计小梁骑着二八杠自行车，车铃叮铃铃响破寂静。陈伟强摸了摸胸前的校徽——那是中山大学外语系的铜质徽章，不久前他放弃留校机会，带着一箱子外贸书籍回到白沙村时，老支书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爹要是看见你把洋文用到咱藤编上，九泉下也能笑出声。”
藤厂的竹棚车间里，十几台老旧织机咔嗒作响。陈伟强蹲在一堆出口日本的藤篮样品前，指尖划过篮沿歪斜的锁边，忽然站起来喊：“停一停！”织藤的阿姨们抬头，看见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捧着笔记本，眼睛亮得像白沙河的晨露：“日本客商讲究‘器物之美’，咱们的藤篮结实耐用，但花纹太死板。李婶，您织的牡丹纹能不能改小两寸？张姨，篮底的几何纹换成缠枝纹如何？”
三个月后，陈伟强带着二十件改良样品挤上开往广州的班车。广交会的展厅里，他的展位夹在福建漆器和苏州刺绣之间，显得格外朴素。直到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客商在藤篮前驻足，用英语问：“这是手工编织的？”陈伟强上前一步，用带着广府口音的英语回答：“是的，每一根藤条都经过三道蒸煮，防虫防腐，编织技法传承自宋代《营造法式》。”
客商挑起眉毛：“但你们的包装太简陋，这样的篮子在纽约只能进杂货店。”陈伟强不慌不忙打开帆布包，取出几个套着棉麻布袋的藤篮，袋口绣着迷你版的广绣木棉花：“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包装，比如印上贵公司的logo，或者设计成圣诞主题的礼盒。”他翻开笔记本，里面贴着不同规格的藤制品草图，旁边标着英文注解的尺寸、承重和价格区间。
夕阳漫进展厅时，美国客商握着陈伟强的手说：“年轻人，我要订十万个圣诞藤篮，预付30%定金。”隔壁展位的福建商人凑过来惊叹：“你这书生模样，咋懂这么多生意经？”陈伟强摸了摸口袋里父亲遗留的联络图复印件——那上面用红笔圈着的白沙村，此刻正在他笔下化作走向世界的藤编蓝图。
回到村里的那个夏夜，藤厂的晒场堆满了新收的白藤。陈伟强站在条凳上，对着围坐的村民们举着草拟的股份制合同：“咱们以藤条、织机入股，年底按股分红。以后厂里要请设计师，要买烘干机，要通电话线......”底下有人嘀咕：“万一赔了咋办？”他忽然跳下条凳，从裤兜掏出大学期间做翻译攒下的一千元：“我先投一千，赔了算我的，赚了大家分！”
半年后，第一台藤条烘干机随着货车突突响着开进白沙村。陈伟强站在流水线旁，看着经过硫磺熏蒸、机械刨皮的藤条变得金黄透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轻咳。转身看见一位穿中山装的老人，手里捧着个藤编烟盒——那是父亲当年送给县委刘书记的礼物，如今烟盒主人的弟弟，正作为地委书记来考察乡镇企业。
“小陈啊，”白永安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父亲在红花岗流的血，没白流。”陈伟强望着厂区外成片的炮仗花，新绽的花瓣在晚风里轻轻摇晃，像极了那年刑场上父亲倒下时，他躲在巷口看见的，珠江水面上闪烁的星光。
1985年广交会，白沙藤厂的展位扩容到六十平米。陈伟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向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客商展示最新产品：带黄铜配件的藤制书架、嵌着贝母的藤编屏风、可以折叠托运的藤制婴儿床。签约台上，计算器的按键声和钢笔划过合同的沙沙声交织，当千万美元的订单正式生效时，他忽然想起父亲临刑前托人带给他的话：“娃啊，等天亮了，把咱白沙的藤，编给全天下看。”
此刻，展厅外的珠江新城还在一片农田里沉睡，但黄浦江畔的外滩、泰晤士河旁的码头、哈德逊河沿岸的仓库，即将堆满来自中国南方水乡的藤制品。那些带着露水斩下的白藤，经过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编织，带着三代人的血色与汗水，终于顺着滔滔河水，流向了水天相连的远方。
作者/ 百豆包川（凤凰网广东佛山频道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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