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驳虎:新加坡和韩国都靠什么?揭秘亚洲防疫秘密!

文/凤凰新闻客户端荣誉主笔 唐驳虎

核心提示:

1. 正是因为有了SARS 的教训,中国社会的反应才会如此敏感、甚至“过激”。而很多国家则已经失去了有关烈性传染病的可怕记忆

2. 公共卫生机构却不能仅靠个人经验甚至只是猜想来运作,中国竭尽全力奋战的一个月,大部分国家都用在了幸灾乐祸、隔岸观火和内部扯皮上

3. 东亚严格管控、新加坡刑警补救、伊朗为了经济放弃治疗,各国疫情何时得到控制取决于各国采用怎样的防疫模式

休整了5天,现在重新为大家解读剧烈爆炸中的全球疫情形势。

当时(17日)全球的感染人数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8.1万人,达到9.2万人。

5天之后,全球确诊人数已经以平均每天2.7万人的速度,猛增到近23万人,是中国的近3倍了。

而全球增速仍在不断加速上升,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式的全球大灾难正在加速蔓延。全球已有186个国家(地区)出现确诊。

剩下的只有因为太穷、太过偏远少有人问津或者是无力检测的少数穷国了。就连游戏《瘟疫公司》里最难感染的最终boss——格陵兰岛,也已经出现了感染病例。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跨国航班带来的人口流动速率,已经远远超出了游戏制作人的想象。

面对不断暴涨的全球尤其是欧美国家感染人数,不断暴跌的资本市场,大家自然都会想知道,这场大疫情何时才能结束?

首先,各国的疫情何时才能得到控制?这取决于各国采用怎样的防疫模式。

而实施何种防疫模式,主要取决于各国对疫情的认知、国家能力特别是医疗系统能力、社会体制及文化等三个方面。

人的基本认知模式

人在认知一个新鲜事物时,一般都需要另一个熟悉的已知参照物。

美国人特别熟悉 flu 这个概念,因为美国疾控中心年复一年的大力宣传流感疫苗,反复播报本年度 flu 疫情已经造成的住院、病亡。

相反,美国人对 SARS 相当不了解,毕竟只是17年前地球另外一边短暂爆发过的疫情。美国人听到 SARS 、新冠,跟中国人听到马尔堡病毒的感觉是一样的——那就是完全无感。

(马尔堡病毒是埃博拉的“堂兄弟”,1967年首次在西德马尔堡医学实验室爆发,31人中7人死亡。事后发现病毒来源是小儿麻痹症疫苗研发公司从非洲乌干达进口的实验用猴子。)

所以美国人、也包括欧洲人心理上自然就习惯对标 flu 。

因为欧洲也在反复宣传流感。2017-2018年的严重流感季,德国测算的病亡人数约为25000人。

而中国人则对流感一直有很深的误解,总觉得流感就是正在流行的感冒。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每年冬季都有流感疫情,流感也会死人。所以也就完全不会去参照流感。

17年前的 SARS 疫情,已经决定了中国人在心理上对标的参照物,就必然直接是 SARS 。何况新冠病毒和 SARS 的确都是冠状病毒,基因相似率也高。

另外,已经“隐没江湖”多年的钟南山院士,在1月20日突然出现,宣布20天来一直被淡化处理的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性,更是给了民众一种危机重来的明确信号。

随后,随着武汉23日封城,管控强度骤然升级,超过了2003年;所有人都能强烈意识到:大疫情又重来了。

于是相当一部分武汉市民,恐慌与焦虑也随之骤然升级,不管有没有发热现象,都涌向医院要求给自己查病毒,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院内交叉感染。

(实际上约有一半只是流感和感冒,甚至什么都没有。所幸由于都已戴上口罩,这一轮造成的传播,相比之前的潜伏传播和此后的家庭内传播,规模还是要小一些)。

中国人有 SARS 疫情的体验和记忆,其他国家没有,这就造成了反应意识的一个根本区别。

正是因为有了SARS 的教训,中国社会的反应才会如此敏感、甚至“过激”。而很多国家则已经失去了有关烈性传染病的可怕记忆。

各国公共卫生机构的失职

普通公众可以有不同的、自发认知病毒的朴素模式。毕竟在良好医疗条件下,这确实就是严重版的流感,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实际上都是自愈,而且重症患者也是靠医学维持撑过去的。

但是,公共卫生机构却不能仅靠个人经验甚至只是猜想来运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举国进入战时状态的同时,其他国家的政府、疾控部门却都和本国国民一样,莺歌燕舞、欢歌笑语。仿佛这件事不在地球上,与本国全然无关。

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明白各国对此漠然到了何等程度:

北京时间3月12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已经构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

当天下午3点,中国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中国疾控中心,应邀为58个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举办了一场经验分享会。

在会议现场,也包括先前的电话沟通环节,各国驻华代表的提问聚焦在这些方面:

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了吗?中国为什么要求公众戴口罩前往公共场所?病例确诊的标准是什么?请告知整个疗程中的综合用药建议……

可以看出,这些驻华代表,虽然自己就身处北京,虽然中国疫情已经拉响了50天,他们对疫情的认知,仍处在蒙昧阶段,简直令人发指。

各国外交代表现场扫描二维码,第一次下载中方提供的、已经完善到第七版的公开《诊疗方案》(英文版)

很明显,举国抗疫是一个多月以来中国社会压倒性的主题,中国媒体、政府官方网站连篇累牍地介绍疫情、总结经验,而且这些外交官自己就身处北京、可以亲见中国举国高度戒备的状态。

但这些拿着高薪生活在中国的外交官,就像生活在真空里一样不闻不问,对于驻在国如此重大的事态漠不关心,乃至全然无知,已经完全丧失了驻外使馆的一个基本职能。

身处中国、亲身得见的外交官都如此,身处本国的后方官僚机构就更不用说了。

毕竟,普通民众对公共事件严重性的认知,都还是建立在国家的一系列动作、相关机构专家的表态、媒体的传播报道之上的。

看看其他国家目前的状况,很显然,中国竭尽全力奋战的一个月,大部分国家都用在了幸灾乐祸、隔岸观火和内部扯皮上。

愚蠢、傲慢、短视的人类

今天看起来网络通达万里,但人的观念很大程度还是被个人经验与集体动作所塑造的。

因此,世界各国政府与国民,面对新冠病毒,几乎都有麻痹大意甚至自我欺骗的特点。各国主要的错觉有:

病例还不多,就算几百个了,重症病人也不多,医疗系统完全有能力应对。我们国家的医疗系统很强大。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传染病,与我们无关。病毒还在东方,哪那么容易传过来?这只是严重版流感,我们能轻松应付。等等等等。

3月10日之后,全球确诊人数出现暴增,远远超过了2月12日中国因为湖北调整诊疗标准出现的高峰

当然,所有的这些错觉,还都是基于对中国疫情漠不关心、信息全然无知所致。

不被逼到墙角就不肯相信自己不喜欢的信息,这是超越体制和文化的人类共性。

如果比比最初的警惕性,那么可以说所有国家都输了。

然而病毒更是并不关心人类的信仰、立场、国籍、意识形态,也不接受投降。

疫情已暴发,无法掐灭在早期阶段,那就只能比战疫,比控制力。

严格管控的东亚模式

中国在12月30日发现指示病例,此前已经暗暗传播一个月,湖北实际已存在104名患者。

到1月20日正式拉响了警报,此时,实际已存在6174名患者,其中1288人已位于湖北省外。

但依然在10天内控制了全国的形势,2月20日完全控制了武汉的局势。证明了“严格隔离”的效力,但大半个世界却依然停留在傲慢和偏见里。

韩国、伊朗、意大利,则都是2月20日左右正式拉响警报的。

韩国的手段最坚决, 2 月 24 日,韩国警方前往新天地总部“抄家”,获取了新天地教徒名单。随后迅速启动对新天地教会约 21 万信徒的病毒检测,确诊人数节节攀升。

韩国投入96个公共和私人实验室,还实施了“得来速”式的自驾检测站,每天检测近2万人,对大邱-庆尚北道的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了大范围检测。

通过普遍检测,搜寻疫情疑似者和密切接触者,韩国在3月3日左右即实现了疫情转折。

虽然目前在首尔等养老院还有零星爆发,但总体上属于可控范围,进入了历时较长的疫情衰退阶段。

当然,这也与韩国医疗资源充裕,有过2015年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经验有关。

韩国现在的动态病亡率是1.1%,共病亡105人(90% 以上为 60 岁以上老人),符合医疗资源充足下的合理范围。

不管怎样,韩国在中国之外树立了又一个严密防控、扭转疫情的样板。

新加坡的秘诀:刑警补救

这里要专门谈一下另一个亚洲国家新加坡。我在2月9日、11日的疫情转折期,曾经提出过对新加坡“佛系防控”的忧虑,这是对国际防控形势的最早忧虑,也最早提出“武汉都顶不住,没人能顶得住”。

因为当时新加坡的感染人数在中国之外最多,而且新增的一大半都是找不到感染来源的不明社区感染者。这显然是已经失控的标志。

再后来由于舆论关注点的变化转移,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喘不过气来的国际疫情变化之下,就再也没有来得及谈起过新加坡。

不少朋友问,新加坡怎么最后没爆呢?

为什么?因为新加坡当时就偷偷改变了策略啊,转为背地里的严密防控,也就是“外松内紧”。

新加坡的秘密武器,就是出动了警察的刑侦力量,全力调取密布全国的监控镜头,把所有的“近距离接触者”全部找到——标准是指与感染者在两米范围内接触过的人。

这个过程从医院开始,卫生官员与病人面谈,以便绘制一份详尽的活动地图和密切接触者名单。绘制地图工作十分详细,一天24小时,精确到每分钟,没有空档。

接下来,交由警方特别是刑警,逐步跟踪感染者此前活动轨迹,依次找到近距离接触者。

而平均找到一位互不认识的近距离接触者,警方就要调取、观看200小时的监控录像。

最后,把当时不明感染者的感染路径全部搞清楚了,避免了失控。

而到目前为止,204位本土病例,就跟踪隔离了7544名近距离接触者。平均每位病例隔离37人之多——比中国湖北省外的最高比例还高。

这样的流行病学调查总工作量是极其巨大的。新加坡警队人数将近4万人,相当于每140人中就有一名警员,是世界上警察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所以,新加坡得以保证一个多月既不封控又不失控的背后,是警察在背后全力跟踪每一个感染者的成果。

新加坡把200多病患的传播轨迹全部搞清楚了

但是,这样庞大的工作量,一旦感染者增加,追踪工作量指数增长,这个办法就不可持续。

这样的办法,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没法学。甚至有另一个很厉害的小国也学了,但最后失败了。这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也是动用摩萨德的反恐追踪系统,试图在不干扰全社会公众的前提下,追踪感染者足迹。

但是,新加坡仅720平方公里,还没有北京通州区(907平方公里)面积大。在全城市的密集区搞追踪,并不难。

以色列实际管辖面积近2.6万平方公里,即使扣除大面积的沙漠、农田地带,也是由诸多城市群组成的。

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感染人数已经增长到883人。

而且,就在新加坡边上的马来西亚,随着3月中旬一次1.6万人宗教大集会造成疫情大爆发,目前已经确诊1183人。

这导致马来西亚于3月18日启动全国行动管制,包括禁止马来人离境及非马来人入境,每户家庭仅限一人出外购买食物及必需品。

这样导致平时往来两地的约30万“新飘”“马劳”们排长队进入新加坡,也给新加坡的防疫工作带来空前挑战。

而除了边上的马来暴增,更多的输入疫情还来自从欧美撤回的新加坡人。

昨天新加坡新增47例,境外输入39例,剩下的8名本土病例中6例传染源不明。

最后,新加坡也扛不住了。宣布自24日0点开始,外国人几乎不能入境,也不允许在新加坡转机。也就是“封国”了。

顺便说一下,马来西亚也地处热带,气温常年在30度以上。马来西亚的大爆发,说明了只想靠天热就能让病毒销声匿迹是不可能的。

伊朗,为了经济放弃治疗

2月19日,在伊朗议员选举前夕,圣城库姆首次出现2名病例并且均已病亡。说明病毒已经潜藏传播多日。后来源头被追溯到一位从武汉辗转返回库姆的伊朗商人,而此人也已病亡。

在20日完成议员选举后,伊朗政府并没有选择对库姆封城,而是采取了一些软性的隔离措施,比如取消各地体育和文艺演出,关闭电影院、取消周五宗教聚礼等等。

德黑兰的消毒工作

但这些软性隔离措施效果并不明显,冠状病毒传播日趋加剧。至于为何多位伊朗高官接连感染?

伊朗革命后首任卫生部长、现最高领袖医疗团队负责人马兰迪医生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已经说明,主要原因是伊朗拥抱和亲吻脸颊的行礼方式。如果官员拒绝这种问候,会被民众认为是骄傲的人,看不起民众。

由于伊朗的“软性”隔离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虽然到3月8日出现了新增人数高峰,但此后的下降趋势不明显,近日来始终维持着每日约1000人的新增规模。

为什么?因为鲁哈尼政府还想保经济,不想搞严格的、“全国暂停”式的封城。

3月13日,统领正规军和革命卫队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司令巴盖里少将曾经向媒体宣布,军方准备动员正规军、革命卫队和内政部的武装力量“在全国范围24小时内清空街道、商场和城市间的高速公路”、“10天内排查出所有病患”,并暗示采取强力手段阻断城市间民众的不必要往来。

伊朗抗疫指挥部会议,出席的总统鲁哈尼(中)和武装力量总司令巴盖里少将(右)

据伊朗大学生民意调查中心公布的数据,巴盖里代表军方宣布封城隔离计划后,89%的民众支持。因为这符合“以短期痛苦换来长期快乐”的办法。

但到了15日,鲁哈尼直接声称“我们的词典里没有封城这个词”,还严禁地方省市擅自宣布隔离,要求生活一切照旧。

此外,原本防止人员聚集传播疫病的错峰上下班制也被鲁哈尼取消,即便疫情再严重,所有政府部门公务员必须按时上下班。

在鲁哈尼宣布不隔离的当天和次日(15、16日),卫生部副部长和呼吸科专家分别在国家电视台节目中声称“预计在疫情结束前伊朗将有55%-70%人口感染冠状病毒”。

而后建议“让伊朗民众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分3-4批感染病毒建立群体免疫”,直接从借鉴中国经验改为英国的躺平投降方案。

就连原本可作为加速封闭隔离契机的“诺鲁孜节”,伊朗也完全没有利用。

诺鲁孜节就是春分,也是伊朗新年,相当于中国的春节。从科索沃到中国新疆,西亚、中亚的很多民众都过这个节日。

3月17日晚的德黑兰大市场,戴口罩的人很少

可想而知,这一向是伊朗一年来人员流动最密集的时节,返乡探亲和出门旅行的人占据大多数。按规定放假4天。

但是,伊朗政府把这次重要节点也放弃了。节日照过!(再想两个月前我们全民隔离的特殊春节?)

确诊病例已经近5000人的德黑兰,浩浩荡荡的出城大军开着小汽车回乡过年。德黑兰到外省的高速公路上大堵车。

好吧……

至于伊朗卫生部宣称的“已经完成3160万民众疫情排查工作”,那只是做了一个统计网站,让民众自愿上去填报,其余的打电话调查而已。

另外,伊朗谢里夫大学近日公布了一份针对疫情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若政府和民众充分执行防控,80%的人自我隔离,最好的状况是4月初迎来疫情拐点,届时伊朗会出现12万感染病例、12000例死亡病例。

而若是50%的人进行自我隔离,拐点将在4月底到来,届时将会有30万确诊病例和11万死亡病例。

这份报告同时警告,若民众不遵守防疫要求,最坏的可能性是5月下旬迎来拐点,预计伊朗将会有400万人(全国人口5%)感染,35万人死亡。

但实际上,根据留在德黑兰的中国人观察,真正进行自我隔离的人,连20%都不到。

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伊朗全国到2018年一共才13万张(准确说是12.96万张)床位,在2019年宣布新增了8100张,算是近14万张,根本承受不了数百万人感染的局面。

现在伊朗实际人口超过8300万人,每10万人床位只有166张,不到韩国的1/5。医生约120人、护士约370人,合计约490人(全国总数约40万)。

而现在仅德黑兰的每10万人确诊病例就超过了56人,医疗系统已经处于严重超载状态。

伊朗虽然声称已有7635人治愈,比例高达1/3。但目前的动态病亡率也达到7.8%,总数1685人。

而伊朗明显不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一大半的人口生于革命之后,65岁以上人口仅占5%,说明医疗系统已经被击穿。

诺鲁孜节期间的德黑兰街头

当然,在伊朗新冠确诊突破2万之后,鲁哈尼终于在诺鲁孜节假期里宣布,未来15天非必要情况禁止外出。

但是,在已经确诊2万的基数之上,这个决定已经来得有点太晚了。等诺鲁孜节假期过完,各地的病例又会增长一波。

对于如此紧缺的伊朗医疗资源,已经执行了一个月的无为防控,诺鲁孜节的德黑兰大出城,也只能祝福伊朗人民了。

今年以来的全球疫情,让人越来越能理解这句《三体》名言:弱小和无知不是人类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关心其他重灾区欧美。欧洲尤其意大利、西班牙何时到拐点?美国的高峰何时到来?德国法国英国呢?

这是复杂得多的问题,我们明天开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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