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篡位者”的代表，王莽一直为传统价值观所不容，他创立的新朝被视为伪政权，他推行的改革被讥为荒唐乱政。甚至他在“篡位”之前谦恭克己、兢兢业业的表现，也被认定是为篡位做铺垫的伪装矫饰。那么，历史上的王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处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是怎样走上最高权力宝座又缘何身死国灭？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一、王莽的失意与复兴：狼藉的汉朝局面非他不可收拾
虽然王莽当了大司马之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用心为朝廷和天下操劳，但他的官途，也不是一帆风顺。
王莽担任大司马才一年，汉成帝突然暴病身亡。盛传被成帝皇后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下毒害死，赵昭仪畏罪自杀。汉成帝无子，过继了汉元帝的“庶孙”刘欣，刘欣的父亲刘康，是汉元帝刘奭的侄子，受封定陶恭王。这位刘欣，就是汉哀帝。汉哀帝的亲祖母，是汉元帝的一个妃子，受封昭仪。哀帝的母亲，不是定陶恭王的正夫人，只是他的一个“姬妾”。
哀帝登基之后，成帝的母亲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哀帝的祖母傅氏被册封为太后，母亲丁姬受封皇后。有点乱伦了，因为丁姬是哀帝的母亲，如果册封，应该是太后，祖母傅氏，应该封为太皇太后。但是王政君是元帝的皇后，又是成帝的亲生母亲，不能出现两个太皇太后。
因为把丁姬这样的身份低贱的都封成了皇后，很多朝臣觉得不合礼法。但是丁姬确实是哀帝的亲生母亲，所以有点难办。历代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感到比较棘手。
册封了祖母和母亲之后，麻烦事又来了，想要巴结新贵的朝臣提出上朝时要在王政君的边上加个座位，让哀帝的祖母傅太后一同垂帘听政。王莽觉得这太不合道理了，于是就封杀了这个请求，还说了一句：“定陶太后本来只是藩属的妾位，怎么可以跟至尊的王皇后并列？”傅太后听后很恼火，拒绝参加朝会，表示强烈不满。朝臣中有人借机溜须，上奏要求撤掉王莽。王政君倒还大度，下诏促令王莽辞去大司马职位，回到分封的领地去。但是，阿附新贵的朝臣不依不饶，说是王莽阻碍推行尊尊孝亲的美德，抑制皇太后和皇后的册封，置君主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应当杀头才对。汉哀帝却说：王莽是太皇太后的亲属，不要杀了，贬掉大司马职位，让他回乡下老家去吧。
就这样，王莽被赶回了封国。
王莽回到封国之后，依旧像从前一样，检点自己，闭门自守，不与外界相交接。既没有怨言，更没有毁谤。期间，王莽的一个儿子因为一件小事不顺心，把家里的一个仆人杀死了。王莽非常生气，严厉斥责儿子，责令儿子自杀，偿还了妄杀无辜的一条性命。
王莽在藩属国里，一待就是三年。三年中，很多人都为王莽上书鸣冤，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又有一些朝臣在上书和上奏时称颂王莽的德行和能力。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皇后都先后死去了。哀帝身边没了亲信，也只得把王莽又召回了京城。
这段期间，王莽经常疏散家资，赈济贫民。
公元前2年，郡国大旱，同时伴随蝗灾，青州的情况尤其严重，百姓无法安生，纷纷外出流亡。王莽奏秉太后，建议皇室和公卿大夫节俭生活，衣食方面减少投入，并且上书以自己为楷模，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办理，全部用于助给贫民。于是，公卿效法，共有二百三十人自愿献出自家田宅，用以赈济贫民。王莽还在长安城边搭建长达五里长的临时帐篷，以安置流民。又在长安城中，构建二百多处新房屋，分给无家可归的贫民居住。王莽还带领群臣奏秉太后，把功劳归在朝廷和皇帝的名义上，而不是收归自己。
王莽辅助期间，州郡一有水旱灾害，王莽立刻改为素食，表达对天下苍生苦难的同情。这些事被人奏报了太后，于是太后下诏说：“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时食肉，爱身为国！”（《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就是说，听说天下郡国一有灾害，你就停止吃肉、吃荤，可见心系天下百姓，真是关爱苍生的苦难！今年收成很好，你还是隔些日子吃点肉类，为了国家考虑，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呀！
汉哀帝又死了，没有留下儿子。太皇太后立刻亲自赶到未央宫，把皇帝的玉玺、兵符等收存在自己手里，同时命人赶紧驱车召王莽进宫，将处置朝政的一切权力，暂时全部交给王莽。
王莽开始重新执政，马上把另外一位藩王——汉元帝的另外一位庶子中山王接到朝廷，先过继为汉成帝的儿子，然后扶上了皇帝的宝位。这位叫刘衎，就是汉平帝。汉平帝的第一年，叫做元始元年，这年刚好是公历纪年的第一年，即公元1年。这一年，王莽被加封为“安汉公”。
由于安汉公王莽的“惠政”和“怀柔”，皇室亲族、朝中要员和州郡官吏、士子们心里都很悦服，“四方蛮夷”，也多有来归者。有点像《论语》中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了。周边的少数部族首领们，很多都自愿献土归入华夏版图，王莽就其所献之地，重新设置行政机构，汉朝的版图，增加了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郡。
公元二年，王莽的女儿被选为汉平帝皇后。公元四年夏，王莽上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甚盛。获准，立《乐经》、增加博士名额，五经每经各五人。还征召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通晓逸礼、古书、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意者，都用公车迎请。王莽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都授予相应官位。
汉平帝元始五年五月，汉朝廷给安汉公王莽加“九锡”。就是朝廷允许并赏赐给他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衣服、门窗、帷帐、台阶、斧钺等礼仪用具。十一月，汉平帝死。此时汉元帝一系已无后人，王莽下令于汉宣帝的玄孙中找人嗣位。群臣上书太后，欲令王莽登宝座，行使当年周公的“摄政王”权力。太后依据群臣意见，下诏群臣见王莽称“臣妾”，王莽下命令的文书称为“制”。
埋葬了汉平帝之后，西汉于公元六年改换年号，称为“居摄”元年。就是王莽高居“摄政”尊位，开始行使管理国家最高职权的第一年。
摄政第一年，王莽又找来了汉宣帝的玄孙刘婴，立为皇太子。有位叫刘崇的刘氏皇族远亲，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喜的第八代孙子，袭封安众侯，领地在河南南阳下辖的一个乡里。按《周礼》“五世亲尽，可以别姓”的规定，跟掌握天下政权的刘氏，早就一点关系没有了，但却以王莽将要威胁刘氏的政权为名，跟自己领地内的管事者（称为“相”）张绍说：“天下痛恨王莽，我先发，天下一定会响应。”张绍就带领自己的家人跟刘崇的家人一起，大约100人左右，攻打南阳府。根本打不动，轻易失败，闹了个大笑话。之后，刘崇的叔叔刘嘉，跟张绍的弟弟张竦，一起到朝廷请罪，王莽没有怪罪他们。两位转而称颂王莽，给太后上书，说王莽“德美譬天”，愿意给刘氏中人做表率，全部回家务农，把天下让给王莽。
西汉朝廷群臣借此上奏说：“天下谋反朝廷，都是因为王莽手中权力不够重，虽然摄政，但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应该加重分量，好镇抚天下。”太后下诏：王莽再见太后，自称假皇帝。这里的“假皇帝”，可不是真假的“假”，而是暂时的意思，暂到什么时候，没说。如果没有刘氏的正宗嫡传登位，那就可以永远“暂”下去。而此时的刘氏已经没有五代之内的嫡传子孙了。但是王莽还在努力，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否则就不必找到汉宣帝的玄孙刘婴了。其实刘婴若从汉元帝处论，也已超过五代，而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五代之内都已经没有真正的后人了。为了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把西汉的皇帝传承情况列在下面：
汉高祖刘邦（前202—前195）——汉惠帝刘盈（前194—前188）——太后吕雉（前187—180）——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汉景帝刘启（前156—前141）——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汉昭帝刘弗陵（前86—74）——汉废帝刘贺（只当了27天皇帝，就因“淫乱”罪，被大司马兼大将军的外戚权臣霍光废为海昏侯，赶回老家南昌去了。一般说来，皇帝无论怎么淫，都不能叫“乱”，也没人敢说他“乱”，很可能是不听霍光摆布才被废掉的。）——汉宣帝刘洵（前73—前49）——汉元帝刘奭（前48—前33）——汉成帝刘骜（前32—前7）——汉哀帝刘欣（前6—前1）——汉平帝刘衎（公元1年—5）——汉孺子刘婴（王莽居摄）（6—8）。
为了汉朝的血胤能够传续下去，王莽都帮他们找到汉景帝那里去了，景帝离王莽的时代，已经有160多年了。
二、弄“假”成“真”：王莽究竟是怎样登上帝位的？
公元八年，莽将即真。先奉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惊。是时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而莽疏属王谏欲谄莽，上书言：“皇天废去汉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当随汉废，以奉天命。”莽以其书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 （《资治通鉴》卷三十六）
王莽就这样做了真皇帝，定新王朝的名字为“新朝”，改元为始建国元年。这一年，是公元9年。王莽册封西汉孺子婴为安定公，以百里地、万户民赐之。亲执孺子手，唏嘘而泣，哀叹良久。朝臣搀扶孺子位列朝臣之中。
王莽始建国5年（公元13年）2月，元帝后王政君崩，年84；葬渭陵，与元帝合塚。王莽决定自己的新朝将世世献祭其庙，元帝配食，坐于床下。王莽为太后服丧三年。
史书有关此一段记载，颇有些让人感觉王莽欺辱孤儿寡母的意味。其实太皇太后王政君早就让王莽称“假皇帝”，并且赐给他“九锡”了，怎么忽然间又不给印玺，还连哭带闹起来？况且也没有太后把印玺之类带进棺材的历史先例呀！退一万步讲，就算可以这样做，既然要把汉代的玺印带到棺材里，为什么最后还是给了王莽？说是怕王莽威逼，王莽会来威逼她吗？她对王莽那真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了。不是说王莽“装”了一辈子忠孝节义吗？怎么会一时间毁掉一生的清誉，威逼将自己“培育”成真皇帝的姑母？他还要靠这种清誉治理天下，凝聚众心呢。而且。王政君既然这样悲哀王莽的“篡位”，又已经79岁了，何以不与江山社稷一同归去？王莽当了真皇帝以后，王政君还在宫中，照样享受太皇太后的优厚待遇，心情也一定不错，否则能又活了五年吗？
逢辞旧迎新时，或者即便是没用的旧东西，忽然被人拿走扔掉的时候，人总是要伤心的，尤其是老人，特别是一个人独自生活，伴侣和熟人们早已经过世了的老人，更容易这样。王政君哭是可能的，骂也有可能，就算是无奈，也没有办法，因为汉朝已经没有后人了，孺子婴还小，这样弄下去终归是不行的。而王莽确实已经得到全天下的真心拥戴，只能顺势让王莽当皇帝了。但是心情总是有些不舒服，那就哭一下，发泄一下留恋过去的情绪吧。
所以，《资治通鉴》所引《汉书•王莽传》的说法本身，明显有按照作者意愿想象的成份。《汉书》的作者是东汉人，自然得承认东汉是继承西汉的正统政权，王莽作为“篡逆”，自然得有“逼迫”的行径，可是又没找着这样的事实，于是就只有说太皇太后“害怕”王莽“威逼”。不这样说，就等于承认王莽的皇帝，是天下共同推戴，汉家主动禅让来的。我们得理解班固等的苦衷，能写到这样，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班固虽然“备说”王莽奸邪篡位，太后不忍而哭，痛骂王莽和王舜兄弟将要断子绝孙，但却在《王莽传》的最后，留下了下面的话语：“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在这句话语里，太皇太后王政君，不再是痛哭、痛骂的反对王莽篡位者，成了王莽篡位的“宗主”。前后矛盾到如此明显的地步。可见写史，尤其是奉朝廷之命，写描绘帝王、并且还要拿给皇帝看的历史，该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难怪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史书，都是帝王自家的家谱。不过上引班固最后一句话语，是很值得玩味的。说是王莽当皇帝，最终是“天时”所赐，不是王政君等人帮忙的结果。这显然是在给王政君开脱，同时也是给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等开脱。意思是说，王莽当皇帝，并不符合汉皇刘氏和跟刘氏一心一意的皇太后的意愿。但是没办法，因为上天给了断了刘氏的后人，给了王莽求之不得的机缘！
王莽当了3年假皇帝，又作了15年真皇帝。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9月，号称“汉兵”的绿林军攻陷长安，王莽被杀。
三、“巨奸”还是“圣人” 到底该怎样看待王莽？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王莽传》里说：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圣王之驱除云尔。
这段评价是说，王莽因为自己是外戚的身份而开始受到重用，自己本身又小心谨慎，躬行节俭，尊待太后、皇室、叔父、大臣，尊重贤者，关爱苍生百姓，心系世道、国家。但是所有这些行为都不过是为自己捞取名誉而已。等到他出任大司马，身居辅政大位，还是每天为国家之事辛勤劳苦，以正直之道行走在天地之间。他那里像那种孔子所说的“作出仁德的样子，而实际行为却与此种外在表现相违背”的人呢？
但是最终还是篡夺了汉朝的天下。所以，班固只能说王莽心怀不仁，而又具有邪佞之才，又借着四位叔父相继官居大司马辅政的东风，继任大司马，获取辅政的要任，又赶上汉代中衰，皇族血统衰竭，国运狼藉的时机，尤其因为元帝后王政君长寿，在朝廷内为他做主，最终成就了他的篡夺政权的梦想。班固说，王莽完成篡汉的事实，并不完全出于王莽的个人所为，更主要的还是天意。这个天意，被班固表述为“天时”。
班固说王莽篡位以后，对于汉代江山的颠覆性破坏，比桀与纣对于夏和商还要凶险，而他自己却以黄帝和大舜自居，开始放肆，全面展示他的淫威，流毒遍布华夏，甚至殃及周边少数部族。于是导致中外怨愤，远近反抗者风起云涌，都城陷落，连身体都被人家分割了。因为四处战乱，致使城郭破碎，生民遍遭涂炭。考察有史以来的乱臣贼子，其祸乱天下、败坏天下，没有比王莽更严重的了。
这种话语，东汉统治者肯定爱听。
班固进而申言说：从前秦始皇焚烧《诗》《书》，是为了自己家天下的私人目的，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不至受到挑战。但是王莽跟秦朝不同，他却崇尚六艺，表面上看好像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实际上，却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奸诈和凶险。两者殊途同归，最终都很快灭亡了，他们只是充当了为圣王驱赶拦路豺虎，清除险阻，扫平道路的工具而已。
各位，我们不妨花费一点时间，来分析一下班固的说法。司马光在这里摘引班固的说法，是采取完全赞同的态度的。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来了解班固的历史见识。
说王莽起身外戚，一点不假，但是起身外戚不是王莽的罪过，汉代从开始就崇尚外戚，相信外戚甚于相信功臣和丞相。为了屠戮功臣和抑制丞相，专门利用外戚的力量，这一点从刘邦时代即已开始，汉武帝以后的情况更加明朗化。汉武帝临终之时，任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行周公之事”，致使霍光权倾朝野，连汉宣帝都害怕得不得了，只要他在身边，就觉得如同“芒刺在背”。公元前66年，也就是霍光死了之后的第二年，他的儿子霍禹就想当皇帝，联合霍后及其诸弟、姊丈、妹丈，还有霍光兄霍去病的儿子一起谋反，事发被灭族。虽然经历如此凶险，依然不改信用外戚旧辙，只是变换姓氏而已。所以，王莽起身外戚，是汉代统治者自己愿意的，不是王莽乘此身份自行捞取官位，这件事根本怨不到王莽身上，不是王莽，还会是李莽、刘莽，只要是外戚就行。
王莽虽然起身外戚，但却并不以此骄矜桀骜，而是“折节力行”，克己奉公，就是身居辅政地位，依然为国家辛勤劳苦，直道而行。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那么，王莽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捞取名誉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王莽看成圣人，王莽也不可能是圣人。但是这样长期一贯的简朴、恭谨、关怀天下苍生，扶持读书人，抑制奢侈，如果仅仅说成是为了捞取名誉，未免过当。如果只是出于掩饰自己，可以一时这样做，如此长期一贯的做下去，未免太苛待自己，恐怕也难于坚持下去。因此，在我看来，王莽确实是一个温良恭俭的人，但是在向后不断走向更高权力的过程中，也一定加进去了掩饰和捞取名誉的成分。这是符合人性的推断。不过，王莽确实有矫正叔父们仰仗内戚身份而骄奢淫逸的用心和行为，他想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贤，这是他最大的愿望。这一点，似乎不必要设置更多的怀疑。为此，他确实付出了常人和历史上的奸臣们不敢想象，也不愿意这样去折磨自己的努力，他确实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克制。
说王莽心怀不仁，而内携佞邪之材，借助四位叔父历世之权，又刚好赶上刘汉中衰，后继无人，“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这样的说法，未免事后论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特别明显。最关键的，还是班固的论调，完全是站在汉家天下的立场上的。当然，在家天下的长期历史氛围里，班固不可能跳出这样的论说窠臼，他作为吃刘家俸禄的官员，也不敢跳出这样的窠臼。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此而责备他。
王莽在获得摄皇帝的地位以后，看到汉家天下已经彻底溃烂，升起取代的心理，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而且王莽的目标，在于救治社会的腐烂，他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企图实现被美化了的古典的人道政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起初他真是只想当一个周公，一个真正的周公——拯救国家，扶助天下苍生，留下千古的美名。后来当了皇帝，他也只是想着要当一个真正的尧舜式的仁君圣主。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王莽在汉哀帝时被解除大司马职位，闲身回乡，朝政已经落入哀帝后妃傅氏和丁氏还有宠臣董贤等的手中，王莽可能已经没有重新再起的希望了。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王莽依然恭谨待士，严于律己，他的次子王获，在此期间随意杀死一个奴隶，王莽严厉斥责，令其自裁，无奈，也只有服毒自杀。如果把王莽的这个行为，也简单地理解为准备篡夺政权而故意设置的阴谋，的确无法说得通。
把王莽一生中的一切举动，都当成为了篡夺汉代江山而耍阴谋、做准备，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汉平帝元始三年，也就是公元3年，王莽长子王宇受“血门事件”牵连，王莽穷治其罪，王宇被迫服毒自杀。哀帝死后，太皇太后急诏王莽复出，重登大司马之位。王莽上任后，立即纠察其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淳于长一事中收受巨额贿赂，制造假皇子的丑闻，奏请太皇太后尽快遣其归藩，不再继续留在朝中作恶。王立，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太后不忍，想让他留在身边。王莽则严辞以待，说现今汉家衰微，太后您代幼主行政令，即使完全出于公心，天下都未必信服，再将行为有严重污点的亲弟弟留在朝廷之中，不听大臣善言规劝，就可能导致国家的大乱。太后无奈，只有将红阳侯王立遣送归国（他自己的封地）。而后世所有的历史学者，几乎都认为这是王莽怕他叔父牵制他的权力，为了甩掉叔父的钳制而耍的阴谋手段。
这种说法殊难让人信服。揭发红阳侯的罪恶，直接的责任人是丞相兼大司徒孔光，当然在这件事情的向后进程中，得到了王莽的极力推助。史书盛称是王莽指使，就算是王莽指使，孔光如果不同意，他能这样去作吗？几个月之后，孔光任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三人与安汉公、大司马王莽共同辅政，号为四辅。其中甄丰是孔光的女婿，王舜是王莽堂叔父——前大司马王音之子，为人以严整闻名。王莽此时要是立意篡汉，何必使孔光占据辅政四席中的两席？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把自己的叔父赶走，那不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吗？这样将来不难办吗？这是故作姿态还是作茧自缚，是很难讲的。如果历史的进程出现一点差错，他们就可能成为王莽“篡权”的巨大障碍！谁能保证，谁敢保证向后的发展不会出现一点差错？
四、王船山、班固、司马光的说法
王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指责“孔光以无耻亡汉”。说王莽之成篡逆，完全是孔光一步步导演出来的，未免落入俗套而言辞过激、过当。不过这种说法，正是孔光“纵容”，或者至少是不反对王莽直接当皇帝的一个旁证。
在元始三年的“血门事件”中，王莽的长子王宇，参与傅太后家族重新谋取大司马职位的阴谋，遭到王莽的严责后，畏罪自杀。王宇之所以参与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父亲擅权的厌恶，欲令其他帝后家的外戚势力出来与之抗衡，而是害怕因为父亲权重，平帝长大后危及家人，这是班固在《汉书•王莽传》里的明确说法，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又何必故意予以曲解？王莽此时仍然心系天下，王莽为此还愤然而又奋然地作书八篇，以教育子孙。这次的参与者，还有叔父红阳侯王立，也畏罪自杀了。当时朝廷下诏赞扬王莽：“居周公之位，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这也是班固《后汉书•王莽传》所实录。
把上述行为都说成是王莽为了篡权而阴毒狠愎，好像还很确定一样。为什么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为了国家，王莽大义灭亲？说孔光一向怯懦，所以才对王莽言听计从，为什么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光佩服王莽，信重王莽？
以班固而论，则出于不得已，他是东汉的臣子，其父班彪又曾在西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势力公孙述手下为官，为了表明其对东汉王朝的忠诚，只能这样说。不这样说的话，他们一家人共同撰写的《汉书》，也不能传流在世间。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汉书》是由班彪开创，班固承担主要部分，他的姐姐班昭也做过很多贡献。
但是司马光就不一样了，他不是汉朝人，而是宋朝人，是王莽之后1000多年的知识精英。他也这样来看待问题，未免有深陷俗识之嫌。当然，他也不可能在《资治通鉴》中奖励篡逆，否则他的《资治通鉴》一样不会在世间流行。但是他可以稍微客观些，说王莽原本没有心怀篡逆的想法，后来权力大了，汉朝的皇室又越来越暗弱，所以乘势而起，捡了个大便宜。这也算是一种见识。
但是司马光完全照搬班固的说法，以为信实之言，未免缺乏应有的思考。这不是偷懒，而是被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所困扰，不能自拔的表现。班固说，王莽正是孔子所贬斥的那种“色取仁而行违”的家伙。要说明这一点，我得先给大家解说一下孔子话语的原意。孔子这句话出于《论语•颜渊》，原文如下：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子张问孔子，读书人怎么样才算是“达”？孔子反问子张，“你所理解的‘达’究竟是什么意思？”子张说：“在邦国有名声，在家乡也出名。”人家都知道你，就是名气很大的意思。孔子说：“你讲的那是有名气，只是出名而已，是‘闻’，而不是‘达’。‘闻’和‘达’是不同的。闻是名气大，远近闻名的意思。“达”是其道得行于天下，就是实现了理想，施展了抱负的意思。”当然，孔子这里指的是正大的理想，价值的理想，而不是小小的算盘和卑下的功利欲望。孔子说：“本心正直，心中向往正义，善于察言观色，谦虚谨慎，人们都尊敬他。那才叫做‘达’。只是做做样子，猎取虚无缥缈的名声，表面看来好像很仁德，实际却是另一套做法，自己还认定自己真有仁德，这样的人，即使是有名气，那也只是‘闻’，而不是‘达’。”“达”是崇高的理想得以落实，而“闻”只不过是有名声，很可能还是徒有虚名或者故意捞取名声而已。
如果一个人只是追求出名，那么他的心思就会全部转向对外界的看法的追逐，他将不会有真正的道德修养。既然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德修养，那就谈不上实现理想，所以只求“闻”，也就是只追求被人所知，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达”的境地。但是，如果永不停息地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又能善于察言观色，体会人心，自己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就能妥帖地待人接物，赢得人们真心的尊重。因为人们真心欢迎你，你的理想就能够在社会中得以实现。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达”，而不仅仅是虚假不实的有点小名气而已。
再来解释一下孔子这段话语中的“察言观色”，以免大家误解。察言观色，不是看人家的脸色行事，窥探人家心里的隐衷，好去讨好人家。那是乡愿的做法，孔子最讨厌，孔子认为乡愿是以假乱真，是假道德，是实现真道德的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察言观色的意思，是不去故意伤害别人，而不是故意去讨好别人。这两个做法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混淆了这两种做法，就会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善于察言观色，不是为阿谀奉承，而是为了进退得法，交接有度。这是有道德的人的行为艺术，不是投机钻营者的诡诈伎俩。真正有道德的人，真正要实现自己崇高美好理想的人，是不去关心别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他完全不在意别人是不是知道自己。而把察言观色当成诡诈伎俩和钻营手段的人，正是“色取仁而行违”者。这样的人，虽然可以使不明真相的人受到欺哄，从而得逞于一时，窃取一时的声誉，但结局总会被识破，最后连自己可怜的欲望都不能顺畅实现。更谈不上什么“达”了。
根据以上对孔子“色取仁而行违”的解释，我们可以判定，王莽并不完全是一个这样的人，至少在起初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说，王莽的初心，并没有一定要通过捞取名誉，最终实现篡逆的野心，他只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像周公那样的人。当然他的不同凡俗的做法，一方面出于真心，一方面也可能有怕人误解的想法。这正应了我们在这一讲开头引用的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也许正是因为恐惧流言，才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也是在加强自身的内在修养。至于说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显露自己奸诈的本性，开始施展自己的淫威凶猛，“毒流诸夏，乱延蛮貉”之类，多是不实之词。王莽在位期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但是多半没有成功，这不全是他的问题，而是汉代社会已经腐烂难治。
至于班固所说：“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这显然是在故意冤赖王莽、诋毁王莽。为什么？农民暴动自汉初就有，而且越演越烈，到武帝时已很普遍。昭、宣两朝更是家常便饭，元帝后期更加严重，那时王莽还没有在历史中出现。
成帝以后，情况愈加严重，到王莽任大司马时，已经很难收拾。不幸的是，王莽摄政、当皇帝刚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紊乱、群情愤激，不是由王莽所导致的。但是王莽改制的失败，确实加剧了社会矛盾，比如不断的改铸货币，本来是为了稳定经济，但是因为下层社会不愿接受这种措施，所以人心惶惶，最后还是失败了。王莽还下令不得买卖奴婢和田地，以保障贫弱者的生存。绿林、赤眉起兵虽然是在王莽登基之后，其实是一直以来农民造反势头的扩张和延续，不必一定是针对王莽而来。他们起初只是反对政府的剥削，同时又因天灾，生存陷入困境，逼使他们铤而走险，出来造反。王莽曾经尽出家资以周济贫民，为此，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些都是连反对者都承认的事实。
绿林、赤眉起义，直到刘玄、刘縯、刘秀投奔绿林，赤眉也找了一个刘氏刘盆子，之后要夺取江山了，才把目标直接针对王莽。那是因为王莽是皇帝，如果当时刘秀是皇帝，他们一样会把矛头指向刘秀。刘秀等，不过乘乱而起，欲谋大逆，夺取江山，本身只是刘汉皇室已经很遥远的疏亲，从血亲的角度，也已没有资格代表刘汉皇室。绿林后来自称“汉军”，也不过是招兵买马的伎俩，蛊惑视听，迷惑愚众而已。
真正冲着王莽来的，是居摄元年夏天的安众侯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他们分别起兵讨王莽，目的是怕王莽篡夺汉家江山，此时是公元六年，离王莽当皇帝还有两年半多的时间。除此二人之外，其他在朝和在野的文臣、武将，几乎都一致拥戴王莽。这是历史的事实，完全倾向于刘汉王朝并站在刘汉王朝的立场上讲话的历史学家们，也都完全承认并如实地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事实。把“害遍生民”，使天下夷为平地的罪责，都加在王莽的头上，实在是诬枉不实之词。王莽崇尚六艺，就是儒家的经典，完全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是最优秀的，他的变革，称为“托古改制”，就是因为他真正崇尚六艺，不是拿六艺来装点门面，更不是用来文饰自己。
【作者简介】
【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讲“论语”“《老子》”“中国文化概论”“宋明理学概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湖湘学派哲学”“王船山哲学”“《资治通鉴》选读”“《续资治通鉴长编》选读”“《三国演义赏析》”“水浒传赏析”等课程。
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深圳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卫视、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电视台等媒体；台湾佛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东南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湖南科技学院等数十所高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及两岸一些民间书院等场域，宣讲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巨奸”还是“圣人” 到底该怎样评价王莽？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王莽”系列之三。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王莽”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