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动技巧和自处之道
有关汉末知识精英与宦官搏击的事情，历史上的评价其实并不多，仅有的零散议论，多半也未做专题进行研究。
胡寅举证窦武行动中的八条失误，来说明窦武、陈蕃不能战胜宦官的原因：“陈蕃位上公，窦武本兵柄，共讨阉尹而不能胜，何也？窦武贪援立之功，一家四族，其失一也；虽争贤才，列于朝廷，而司隶校尉、河南尹未与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恶显著者，可废可除，自余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犹豫未忍，此事几也，宜及时建白，请御殿，闭宫省门卫，迅速掩捕，而武曾不决，四失也；既收郑飒，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狱，五失也；曹节、王甫是元恶，必待郑飒词连，然后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内竖胶固，既与为敌，乃使人纳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为备，事已败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于陈蕃闻难，将官署诸生拔刃入尚书门，欲何为耶？以此观之，陈蕃公忠而短于才术，窦武无足称矣。”（《读史管见》）
胡寅(1098-1156)，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后迁居衡阳。胡安国弟胡淳子，奉母命抚为己子，居长。著有《论语详说》《读史管见》《斐然集》等。
八条中很多都是细枝末节，可算见识者不过第三条，还有后面几条的综合意味，就是既然手握兵权，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瞻前顾后遗误良机。总之，胡寅是在“事机”上说，属于就事论事。只有技术上的分析。
张栻在《论史》中，则从诸君子学养上说，以为“方是时，乾纲解纽，阴邪得路，天下之势日入于颓败”，诸君子当有自处之道，应当缓慢图之，不必过分张扬，以显示自己的正大之气。诸君子不顾后果，尽管他们不顾身死，但“国势”未见好转，反而“愈倾”。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是因为诸贤平日所学，欠缺对圣人学问的真正体会，因此，像李膺、杜密、陈蕃等，虽然操节刚勇“卓然一时”，“使其在圣门，则当入于仲由之科，圣人抑扬矫揉之，其必有道矣。”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右相张浚之子。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
非常明显，张栻是在总体目标和实施铲除宦官的时机选择之间的关系上说。张栻认为，汉末诸贤学孔子未入于心，这些人只相当于孔门弟子中的子路。这种说法显然并不相应。张栻惋惜诸君子为打击宦官势力牺牲了生命，但却于“国势”无补，“国势”反倒越来越衰败。这个说法确属事实。张栻认为诸君子没有学会圣人的所谓“处困”、“处屯”之道，说诸君子当“时不我用”之时，应当“晦处自修，危行而言逊”。这种做法虽然符合儒家的“进退”之法，但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私心。君子隐了，时势会更无救药，宦官会更加肆无忌惮，难道君子为了自保，可以任由宦官随意宰割天下苍生吗？我不是在这里指责张栻，张栻自然想救天下苍生，但是他没有办法。王夫之有关此一方面的一些散落的说法，也一样没辙。既认为诸贤奋力打击宦官气节崇高，又认为汉末邪恶已经无法铲尽，“一奸去而一奸兴，莫之胜击也”。奸邪、腐朽之物，到了这种时候，已经像病菌遇到生命的春天，轻松繁衍，层出不穷。王夫之认定汉末时代，是一个“君必不可匡”的时代；是一个“朝廷法纪必不可正”的时代；是一个“郡县贪虐必不可问”的时代。士大夫当此“欲有为而不能”的“桓灵之世”，只有奋身疆场和捉拿境内小盗贼两种报效国家的途径。但是这两项做得越有成效，朝廷越感觉天下太平而继续在腐朽的斜坡向下猛滑。这样朝廷越觉得安稳，越甘于继续腐坏，朝廷越腐坏，境内盗贼越多，恶性循环的结果，汉朝竟然因为兵强而亡国了。
王夫之上述的说法虽然很精湛，可他同样想不出此时拯救天下苍生的办法，似乎只有等待汉朝自行消亡。（《读通鉴论》相关章节）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究实而论，王夫之、张栻的说法，也仍在技术层面，并没有超越胡寅多远，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
张栻遗憾汉末知识精英没有学会圣人教导的自保之方——“处困”、“处屯”之道。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甚至是整个专制主义家天下时代知识精英唯一的自我保全之法了。但是以“卷而怀之”自保的只能是自己，就算自己能侥幸脱身，天下苍生哪有能力“卷而怀之”呢？还不是继续任由他们随意宰割吗？孔子和张栻等的这种说法，与儒家一贯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显然是非常不一致的。其实这一点不是儒家学者在根源上的自私，而是他们面对专制主义王朝作害天下的事实，想不出任何有效的处置办法。所以就只能期待明君圣主的出现。但历史上有几个，更严重点说，有真正的明君圣主吗？
汉末知识精英不得已受困于家天下的迷局中，无法自救，但他们希望用自己英勇的献身行动，唤醒人们的天下意识。可是他们的牺牲，不仅没有唤醒人们的天下意识，反倒使人们更加深陷于家天下的罗网中不能自拔，在宦官势力和知识精英两端拉力中，士大夫最终全部倒向了支持宦官的刘氏王朝，他们虽然勇于庇护知识精英，却不敢挺身反抗朝廷，他们被愚忠愚孝的腐朽传统观念束缚得无法自己解脱，又因帮助朝廷捉拿知识精英的行动，将传统的忠君观念，巩固得更加牢不可破。整个中国的历史，自此之后，更加无法救药。
就此而言，无论是胡寅、张栻，甚至王夫之，我们都无法从他们有关此一事件的论说里，看到一丝亮光。他们都还站在家天下王朝合理性的基点上抖落自己的羽毛，尽管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的羽毛已经足够靓丽！只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才能使人看到一点希望的曙光。黄宗羲指认家天下专制君主罄竹难书的罪恶：将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产，将“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将“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涂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使天下无地而得安宁”。黄宗羲由此得出结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著
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因此埋怨先贤，他们没有灯塔，包括黄宗羲，因为没有参照，所以尽管认定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但却没有可能指出解决中国社会权力和腐朽问题的真正有效办法——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真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其实很多官员不愿抓捕“党人”，或者隐匿“党人”行踪之类的做法，只可为勇斗宦官的知识精英们增加一点表面的光彩，实质上这种对于知识精英的“庇佑”，反倒从另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了所有的“庇佑”者对大一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度认同，不得不为这种制度效命的真实心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关这一点，徐复观的说法可谓一针见血：“他（徐文原指班固，其实已经包括所有班固时代及其以后的汉代全部知识分子）的所谓正道，是承认汉家大一统专制的绝对权威，知识分子只宜委心任命于其下，而不要动其他的脑筋。”“知识分子对大一统专制的全面性压力感”，已因他们自己“对政治在历史中的惰性”，变得“由缓和而趋向麻木。”（《两汉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压力感》）。
后世论说东汉党锢的先贤们，自己也都生活在无法置身场外的专制主义格局之中，尽管他们的论说都不无道理，但却不能突破承认家天下专制主义合理性的框架。我们今天已经走出过去的历史隧道，应当看到汉末知识精英是为天下而死，他们死得其所，我们的遗憾只是他们的牺牲没有唤醒后世的天下意识。不管我们怎样看待他们，只要我们依然站在旧有的格局里，依然在心理上肯认集权主义的专制统治，那么汉末知识精英们的牺牲，就仍然无法显现足够的必要价值。给他们指出无论什么“处屯”“处困”之道，都只是希望他们放弃天下而自保，可是这对于他们而言并不相应，因为他们都是宁死而不愿苟活于世间的人。
我们甚至还可以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甚至包括宦官，他们也是人，也是受害者，尽管他们做害于人，但也不是个个该死，不至于全数被杀，之所以遭受彻底覆灭的厄运，也是被专制主义的邪恶制度所害。
汉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不断清除他们自认为威胁到自家权力的各种力量和群体：功臣、武将、宰相、农民、知识分子、其他社会力量，甚至包括外戚和宦官，都曾为专制主义国家立下过功绩，到头来都成了他们必须铲除的力量。所有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在根本的意义上，都是因为集权的目的，都是被独裁的专制主义统治所残害。天下最大的祸患，不是这些人和这些势力，而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刘汉王朝本身。正像黄宗羲所说的那样，“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没有想出有效的办法，消除或者遏止集权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后世同类的各种力量，依然还会不断地受到利用和残害，唐宋明清，假使还有其他朝代，一样不例外。
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汉族，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
以汉武帝为例，尽管刘彻本人好大喜功、徒务虚名、自私自利、心胸狭隘、妄自尊大、残暴寡恩，但他之所以能够滥杀无忌、横行无阻，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把他嗜杀成性的穷兵黩武，错误地当成了为国为民的开疆拓土；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错误地把他的滥杀武将、功臣、宰相、精英等，当成维护国家安定的必要手段；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把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当成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而不得不采取的有效措施。后世的所谓史家们，首先因为惧怕，慢慢因为懒于思考的惰性从而变成了一群为专制主义统治歌功颂德的恶劣吹鼓手，他们把统治者的凶狠残暴都当成了了不起的功绩，书写在了后世的史书中，继续不断地迷惑和遗误后人。
黄宗羲在《留书》里曾经讲过一句话语：“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之作史者乎！”乱臣贼子，不能单纯指向皇帝以外的大臣和百姓，首先要指向国君，因为在黄宗羲看来，大家都是天地的臣僚和子孙，国君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成为例外。君、臣都是“客”，天下之“民”才是主。因此，反对专制主义，必须连带产生专制主义的土壤——不止是小农经济，还有历史上的忠君思想和心理习惯，一道连根拔起。不彻底剪除这种忠君的思想和心理，就等于倒持干戈，受柄于人。既然甘愿将自己和全体国民的命运交到专制主义统治者手上，想要不受其殃，不罹其祸，在根本上既不可能，而且还会永远笼罩在随便哪个君主无常的喜怒之下，惊惧恐慌，心神不宁，永无正常、平安的生活可过。
【作者简介】
【图题：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等媒体，北京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 汉末知识精英命运何以若此？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汉末知识精英”系列之四。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汉末知识精英”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