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时”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班固的评价中，只有说王莽得位当皇帝，“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这句话，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王莽代汉而立，是汉已溃烂，而王莽人望正盛，人们习惯于天下不可无君，于是王莽在众官迎请之下，经过太皇太后同意才当上了皇帝。他的皇帝真正是通过禅让得来的，不像刘裕，尤其不像司马懿那样欺人之弱，窃夺来的。从真正的意义上说，王莽应该是禅汉，而不是篡汉。但是因为王莽是汉臣，他自己的新朝政权，又直接断送在自己的手上，没有传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王朝的历史学家，因此没有留下自己王朝历史学家所撰的史书。又因为接下去打着复兴刘氏旗号的刘秀猎取了江山，并且传了十几代，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是吃他们家饭的写史人，不可避免地都站在他们家的立场上。《汉书》说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政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图题：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公元前6年腊月初六-公元57年二月初五)，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东汉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刘秀自称是延续汉代的江山，建立东汉政权，后来写这段历史的班氏等，都是东汉的史官，所以王莽作为乱臣贼子，就仿佛铁案如山了一样。如果接下来的政权占有者不是刘秀，那王莽至少也能像隋朝的皇帝一样，虽然短命，也不至于被后世众口铄金般的全都说成是篡权的奸贼。
其实刘秀也算不得什么汉朝的继承者或拯救者。《东观汉记》和《后汉书•光武帝纪》为他列的族谱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就算从汉景帝算起，也有七世了。如果从汉武帝算起，也已出了五服。按照古礼，五世亲绝，可以另为别姓。他跟汉武帝以下的无论是哪一位汉朝皇帝，其实都已经没有任何血亲关系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的儿子，连官二代都算不上。而且，他于王莽天凤年间，“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如此，他已经接受王莽通过禅让成为皇帝的事实，又是王莽时代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虽然名义上是刘氏的宗亲，而实际上应当是王莽的臣子。“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这也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记载。当然也是完全出于美化他的记载。不过各位请仔细审看一下这段文字：刘秀既为王莽新朝的太学生，乘天下方乱而起兵，想要推翻王莽，取而代之。咱们就不算他是王莽新朝的乱臣贼子，至少也是不忠的叛逆！恢复刘氏的江山，只不过是一个仅仅能被俗人理解的理由，哄骗无知无识草根大众的幌子而已。绿林军扶持的更始皇帝刘玄，是刘秀的族兄，也只是刘氏可以改姓的远族，至于赤眉军所立刘盘子，当时只是军中放牛的奴仆，更谈不上可以代表刘汉皇室。
班固说王莽获大宝之位，是天时所致。什么叫天时？班固只是不好说是天意。那么王莽得了什么天时，当上了皇帝呢？
从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来，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是汉室衰败，天下崩溃；二是禅位让贤的历史传统没有断绝；三是五德终始说在社会生活中广有信众。
有关刘汉皇室的衰微，首先表现在皇帝昏庸无能，其次就是子嗣衰竭。成帝虽然在位二十六年，但是自己无能，一切政务委托王凤、王音、王根等。至哀帝得位，虽然想抑制王氏，但还是要依托远比王氏更差的自己的外戚傅氏、丁氏等，哀帝在位不足七年，崩而无子。迎中山孝王子刘衍为帝。这个刘衍的母亲，是中山孝王的姬妾，姓卫。卫姬的姑姑，是汉宣帝的婕妤，生了楚孝王。卫姬的姐姐，又是汉元帝的婕妤，为元帝生了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成帝将卫姬的妹妹赐给他，生子刘衍，这就是汉平帝。平帝两岁时，其父孝王崩，继为中山王。哀帝死，立为帝，时年九岁。立五年而崩，无子，又立汉宣帝玄孙婴为帝，当时只有两岁，而到他五岁的时候就把天下禅让给了王莽。已经找到汉宣帝的玄孙那里去了，可见汉皇后嗣匮乏之程度。还要王莽把刘邦的堂叔伯兄弟的子嗣们找出来当皇帝，才算是王莽忠于汉朝刘氏吗？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再说这些人跟皇朝的继承权，完全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虽然我也姓王，但如果哪位把我找出来当做王莽的后人继承皇权，人们不会笑掉大牙吗？！
至于天下崩溃的情形，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汉承秦末战乱之弊，社会经济十分匮乏，经历惠文景时代的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但是很快就又被好大喜功、徒务虚名的汉武帝，用对匈奴的战争，还有封禅、巡狩等方式，挥霍罄尽。刘汉王朝，随即正式走上全面下滑之路。昭帝时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因为土地兼并和买卖奴隶等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渐趋激化。汉元帝时期，易学家京房，列举众多灾异，告诉汉元帝，国家衰败之势已经难于抑止。汉元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天下确实是“衰乱已极”。到了汉成帝时，谷永跟成帝面对面谈话时，指出当时严峻的社会情况说：“饿死于道者，以百万数。”就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哀帝以下的情形，更是每况愈下，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汉家天下实在已经是衰败到了溃烂无救的地步。
这种情况，说明了汉家天下已经根本崩溃，刘氏的统治已经没有可能再进行下去。
当此之际，已经陨灭的上古时期的禅位让贤传统开始在社会上复活。
二、贤人政治的禅让传统与汉代士大夫的天下情怀
我在这里首先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有关上古时期的禅让，也就是所谓尧让舜、舜让禹，近世以来一直被世人认定为儒家创造的神话。其实这完全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我敢肯定地说，尧舜禹之禅让，绝对是实有其事。有关禅让，虽然距离过于遥远，缺少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是不仅儒家，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有相同或者相类的记载，这本身就是证明。儒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对这一古代的事实，加以美化并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目标，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应当永远在贤人的统领下走向和谐美满。
【图题：尧舜禅让 】
《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上天只护佑有德的贤者，老百姓只感念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最早的老师，他们不可能编瞎话来骗人，否则他们不会在历史中产生那么久远的良好影响。《论语•尧曰》记载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称：“舜亦以是命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尧告诫舜说：“皇天把拯救万民和养育万民的任务放置在你的肩上了，你要努力呀！如果你要是让百姓陷入困苦和贫穷，那么你的大位也就会被收回去，从此不再属于你了。”后来舜又把同样的话语，原封不动地说给了大禹。《尧曰》篇接下去记录了商汤和周武的话语，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个人有了罪错，不会殃及天下百姓；天下百姓犯了罪错，那都是我统治的不好，不怪他们。周武说：“虽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我虽然有血亲家族，但是不如我拥有天下的贤才。如果百姓犯了罪错，那都是我犯的罪错。
《论语•尧曰》是孔子给学生讲历史课的辑录。既是讲课，肯定有史实依据，尽管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却不可能完全是凭空编造出的故事。禅让的说法，至少从周代开始，就已经在民间口口相传，尽管秦朝以后，中国进入家天下的恶性循环，但这种相传于民间社会中的“禅让”，至少还是人们心中对理想政治的真心渴望。“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更加强调了贤人政治的人道主义意义，反对霸权政治和庸碌政治，一直就是人们心中真实的望。这种希望不会在人们心中消失，遇到适当的时机，就会重新被点燃起来。
当汉朝的统治已经溃烂体，遍体流脓之时，统一的家天下虽然已经运行了两百余年，但是尚未泯灭的禅位让贤的传统，趁势重新勃发，也就不是意想之外的事情了。这是导致王莽得以成为帝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而且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早在汉昭帝时，研究公羊春秋的学者睦弘，就征引古义，让汉昭帝把皇位禅让给天下的贤人，此时王氏根本还没有出现。睦弘希望汉朝统治者“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建议汉昭帝效法殷、周，自封百里，以嗣血统，“顺承天命”。虽然睦弘因此被杀，但是已经足以表明禅位让贤的传统，在特定历史情形之下，已经复活。同时，也表示汉代到昭帝时期——此时武帝刚刚过世不久，已经失去士望和民心，到了行将就墓的时候了，不必等到王莽出场。
接续昭帝的是宣帝，此时王氏依然杳无踪影。一位叫盖宽饶的学者，又据易理提出让汉宣帝禅让的请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又说：“若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意思是汉代统治已经完成了使命，该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汉代的君王，既然已经失去君临天下的德与才，就应该识时务，知进退，主动让位，不要赖着不下去。结果，盖宽饶也因此被迫自杀。
以上两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说坚持了儒家的政治原则立场，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尽管招致杀身之祸，但确实应当被历史牢记，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的真正贤良，都是真正对生民生存负责的知识精英。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他们为了中国政治的正常化和合理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前面所说的易学学者谷永，在汉成帝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说是上天任命君王，让他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自身，而是为了臣民。谷永还说上天“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提出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这种话语，后来一直沉寂不闻于世了。直到明朝中后期以后，才被唐甄、黄宗羲和王船山、顾炎武等拾起来，重新进一步阐发。汉成帝这一次并没有杀掉谷永，却诚实地说了一句“甚感其言”的答语。
之后，刘向又提出了“富贵无常”，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的说法。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努力怎样，它总是要灭亡的，总是要被其它的新兴政权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想挣脱也挣脱不掉。朋友们不要以为刘向是为王莽张本，刘向虽活动在王莽时代的前中期，但他是是反对王氏专权的，尽管他的幼子刘歆后来成了王莽的国师。刘向留下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叫做《说苑》，其中有一篇叫做《至公》，就是大公至正的意思。在这篇文字里，刘向讲了下面的话语：“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他说不传子而传贤才是人君真正的公心所在。
以上这些学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勇敢无畏捍守正义的优秀士大夫。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作，也是因为禅让是古已有之实事，虽然经历了秦汉两百年的专制，并没有被大家遗忘，大家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一美好的理想。
禅让，是非暴力解决政权问题的良好方式，不必使用武力，免得天下苍生受难，也不至于耗竭社会经济和其它物质资源。但是后世的统治者们私心过重，不愿意让出权力，即便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情势之下，仍然要拼命一搏，致使生灵涂炭，血流成渠。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之源。为了牢牢把持权力，而不顾天下苍生死活，竟然到了不辨时局、甚至不知羞耻的地步。死皮赖脸地占据皇位不放，就好像泡泡糖粘在上面一样，非用刀、剪强行切、铰，不肯放弃对于统治权的粘粘。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权力是最大的利益。统治者们出于极端自私自利的目的，都把天下当成自家的私有财产。所以才牢牢把持，不肯放弃。
汉高祖刘邦在当皇帝的喜庆宴会上，当着群臣的面，对自己父亲恬不知耻地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说从前您总是说我不如二哥，骂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治产业。现在您再看看，我的产业跟他的产业相比，谁的更多些？当时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皇帝把天下当成自己的产业，大臣们为了讨皇帝老儿欢心从而谋官位、赚衣食，无耻逢迎，可为一叹！不过这段为了表达刘邦不可一世的骄傲，却不小心流露出一件真实的历史事实：刘邦年轻时，是个标准不务正业的的二流子无赖，游手好闲的乡下瘪三，从小他爹就教育他参加生产劳动，可他从来就没听过。
咱们没闲心评价他的道德，只说像他这样的历代帝王们，既然把天下当成自己的产业，所以就不容许任何人抢夺，更不会主动放弃。即使到了确实已经没有能力管理天下，人心离散，社会崩溃的末日，还要拼死一搏，不惜天下苍生的死活，非要弄到尸山血海，否则绝对不肯罢手。普通的老百姓不懂历史，跟着人家瞎起哄，人家说刘邦厉害，他们也说刘邦厉害，甚至把电视剧中的情节都当成历史的真实去对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之类，就连很多大学老师都说很好。当然，他们可能指的是“拍摄手段”和“表现技巧”，还有扮演得“像不像”之类的东西。汉武帝究竟怎么样？穷兵黩武，尽情巡狩，挑起汉族与匈奴族的争端，使无数将士殒命，汉、匈两族生灵涂炭。而且巡狩之时，不顾民生疾苦，肆意践踏庄稼，致使百姓大骂不已，有的乡民甚至想联合起来绑架暗杀他。
一些好图虚名的功利之徒们，欣赏汉武帝充满侵略性的“开疆拓土”，虚美他，管他叫“汉武大帝”。正是只看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和“夜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果敢与英勇，只看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和“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的雄壮与豪迈；却看不到“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的凄苦和无奈，看不到“古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惨痛与悲凉。其实只要好好读一读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感受一下将士们出征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就知道皇家的为国“壮举”，给百姓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只要去想象一下“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就知道汉武帝开疆拓土，给人间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如果读过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诗句，还是坚持认为汉武帝开疆拓土是丰功伟绩，那咱们就要真说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行我的独木桥了。
其实不仅各民族民众反对、将士反对、参战家属反对，就是朝中的大臣们，也十分讨厌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徒务虚名。汉宣帝是武帝之孙，想要在武帝的庙里，奉献音乐以歌功颂德，遭到大臣们的强烈抵制。有一个叫做夏侯胜的大臣，上言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说汉武帝虽然开疆拓土，但是众多的苍生因此殒命，耗尽了天下和生民的财力、物力，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加上不用心于民事，蝗虫大起之时，束手无策，百姓无法活命，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破坏和损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过来。他没有给百姓带来任何恩惠，更没有什么德泽可言，根本不配享受庙乐！
夏侯胜所说的情况如果不属实，他绝对不敢说，那是难免会以诬枉先帝之罪被杀的。同时，他这样的话语显然表达了当时在场群臣的共同心声。宣帝实际上是接受了，也就是同意了夏侯胜的看法的，给汉武帝的庙里“献乐”的事情只能作罢。
汉朝统治者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真是到了，而以什么样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士大夫甚至皇帝本身都不成很大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禅让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正常转让和过度。汉哀帝就曾想把权力禅让出去，但是他抑制王氏，信重自己的外戚，想把权力禅让他委任的大司马董贤。他对董贤说：“我欲法尧禅舜，如何？”他要把权力禅让给董贤的心思，事实上可能比这还要提前。早在他即位不久，册封董贤为大司马时，诏书就说：“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于公，以为汉辅。往悉尔心，统辟元戎，折冲绥远，匡正庶事，允执厥中。”（《汉书•佞幸传》）他要让董贤统领大众，辖制远近，治理政务，尤其是使用了“允执厥中”一语。各位，这个词可是不能随便使用的，这是尧让位给舜的时候所用的话语，用这样的词语，就意味着要禅让了。在汉哀帝，至少已经有了对董贤的这种潜在的暗示。
但是，中国的政治既已在家天下中行走了两百年，一旦提出恢复禅让，同样会遭到习惯于家天下的大臣的反对。所以汉哀帝的话语一出，在场的大臣王闳马上截住话茬说：“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所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于无穷。”如果王闳或者其他大臣接住话茬说，陛下所言极是，臣已录下诏旨，立即发布出去。那这件事就是汉代皇帝自己把权位禅让给董贤了。不过董贤虽然可以被重用，但确实距离接受权力禅让的古典目标，还有相当不小的差距。他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当西汉之晚末，惟一拥有这种接受禅让资格的，只有王莽。王莽的德行和在社会中的声誉，还有身份和地位，足以承担这一时代和历史的重托。
必须指出，王莽的德望，是通过克己奉公获得的，时人称颂王莽：“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说王莽“日新其德”，崇尚节俭以矫正世俗奢侈之风；温恭待人，礼贤下士，天下“从风而化”，风气为之大变。王莽身居要位以后，不断谢辞封赏，致使天下读书人上书为王莽请封，有一次竟然达到487572人签名。在那样信息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之下，谁有这样的组织力？这完全是读书人和地方官员自发的行为。污蔑王莽，说是他故意自己策划的，又有什么意义呢？王莽既不得不受赏，却把所受之赏全数用于天下孤苦无告的贫民。自己除了妻子以外，连第二个女人都没有，老婆穿戴破旧，出门接待客人，竟然被误认为是家中的仆人。古往今来有过这样的宰辅吗？所以要禅让，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非王莽莫属，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三、王莽的失败让中国历史错过了什么
但是，王莽在整个禅让过程中，确实因为迎合社会崇尚，而采取了很多迂腐的措施。诸如利用谶纬，大书祥瑞，借用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理论，借助五德终始说,来为自己当皇帝论证之类。汉人论证汉为尧后，得火德；王莽自编宗谱，是舜后，得土德，应当如同大舜接受唐尧的禅让一样，接受汉的禅让。这显然是迎合世俗，掩人耳目，实属不智的举动。但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做法。
其实有关王莽和西汉政权的关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来达到禅让的结果，而是他通过禅让得到的政权在短短的瞬间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异常重大，因为王莽的失败，阻断了中国历史上皇位让贤的进程，从此之后，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了。钱穆先生说：“王莽失败后，变法让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说法！众多的历史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朝的立场上讲话，无视中国历史的意义，更看不到历史上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为了限制专制主义家天下的恶劣现实，所曾做过的卓越而艰辛的努力。
汉代知识分子，鼓荡起最高统治权让贤、禅让的历史风潮，在此种潮流之下，王莽以其个人自律的努力，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以禅让的方式，最终得到了最高统治权。这是家天下以后，中国历史进程中绝无仅有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王莽个人的胜利，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胜利。
倘使王莽的江山，能够坐到他自然死亡，那么，以王莽重贤的品格，以他自己得到权位的方式，他便不会把最高权力，轻易传给儿子。或许让贤禅位的传统，就可能持续下去。那样的话，中国的历史就会以另外的方式书写，不必再出现什么家天下的局面，也不必为了维持这种局面，致使天下苍生血流成渠、尸横遍野的惨剧不断重新上演，更不会出现什么朱元璋这种混混和恶棍得手的可能性。
可惜王莽失败了！
王莽的失败，导致了让贤传统的终结。这一次失败，阻断了中国历史处置最高权力的合理、合法进程。从此，打江山，再度成为挟武力以运载私欲，而且又被公众认可的美妙借口。武力下的权力，彻底压服了人们对历史上政治的美好希望，中国人从此断绝了走向选择贤能，并授予最高权力，使其行使人道政治运行的可能性。用仁义道德来控制最高统治权的道路，从此被宣布为“此路不通”！从此再对最高统治权进行不管是什么方式的挑战甚至怀疑，那怕是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都一概毫无异议地被公认为叛逆和图谋不轨。最高统治权力，被约定俗成一样的私家财产，具有非法之法的绝对效力。王莽之可恨，在于他的迅速败灭，不在于他篡夺了汉代的江山！
但是，王莽为什么会失败得如此之迅速？这同样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王莽在获得最高统治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多半不合时宜，加剧了社会矛盾。钱穆先生虽然理解王莽的良苦用心，但却以为“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并举证三端以为证据，一是“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二是“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三是“多愚执不通情实处”。（《国史大纲》）
王莽改造社会，实行均平土地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胡适的说法），推行“禁止奴隶买卖”措施，虽然不是为了在根本上解放奴隶，至少想要使奴隶不再像无家可归的牲畜一样，可以“多得到一点人道的关怀”。（韦政通的说法）王莽怀着人道主义的伦理化崇高理想，急切对社会弊病实施改造，并不一定出于单纯的书生意气。王莽既然以禅让的方式得到政权，他一定要急切地做出一个样子，好不使助成他禅让的社会各种力量沮丧失望。而且，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到了急切需要改革的时候。所以，王莽骤然行使大权，托古改制，但却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而且由于频繁变更措施，使得民众的习惯式的生活，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干扰。这一点，虽然有他书生气的成分，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他难以避免的结局。就算王莽并不书生意气，恐怕也难逃失败覆灭的结局。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善良的就一定能够获胜，而邪恶往往容易成功。
王莽推行“六筦”之法，将盐、铁、酒、山泽和铸钱，收归国家统一管理，限制地方官和商人从中牟利，制约他们对百姓的进一步盘剥。推行国家统一贷款，防止个人私放高利贷，都是积极而有意义的设想。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因为经常受到地方和商人等的阻挠，而不得不反复更改，比如铸钱。使国家政策的尊严和信誉受到了相当程度损害事小，没有给很多人带来好处从而让他们看不到真正的希望，从而对王莽失去信心事大。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否，往往不在是否“得道”，而在于是否使更多人受益。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并不应当仅从是否有道德的角度考量，而更应当从是否给更多人带来实际利益的角度考量。使更多人因此获益，就是“得道”，从而才能赢得“多助”。不能使更多人获益，光自己存善心、行廉洁、有道德，是没有办法赢得“多助”的效果的。
至于王莽的政策“奉行不得其人”，乃是由于当时天下缺乏相应的经济学人才。汉代本身，就不重视这一方面人才的培养。天下无才，王莽也是没有办法。
至于说王莽的改制“多愚执不通情实处”，可谓一针见血。其实这一点刚好表明，在王莽的身上，道德理想主义用心过强，现实客观的有效性关切不足。
不幸的是，王莽既以德行好而接受禅让，所以他就一定要坚持这一点，以告慰那些称颂他德性的人们。因此，他所实行的这一套，颇有些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对理想的过分执着，往往会导致对于现实的相对疏离，这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共同误区，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的，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理想要跟现实结合，说起来容易，张嘴就行了，但是做起来却是万分艰难。没有好的理想，肯定不行；光有好的理想，同样也不行。
应该说王莽虽然极尽努力，但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制，大致都没有获得成功。
但是，改制的失败，并不是导致王莽很快毁灭的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农民暴动。
农民暴动从汉武帝时代后期以来，就已经愈演愈烈。生活艰难的农民，把对刘汉王朝的憎恨，都发泄在了王莽的身上。刘玄、刘縯、刘秀等，又以刘氏后人自居而蛊惑天下，扰乱人心。趁势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当时的所谓农民军的共同欲望。这些起义部队，虽然主体成分是农民，但是执掌大权的，都是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目标不是像更多农民起义者那样为生存而暂时一搏，而完全是为了夺取皇位而侥幸一逞。不论其是否具有这样的条件和天资，都以为别人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与当年大泽乡起义时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完全出于同样的心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这种混帐逻辑，虽然是中国家天下历史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但是这种作为后果的观念，同样在历史的向后发展中，起到了进一步推助历史之恶的导引作用。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王莽一登基，其实就已经站在农民暴动的火堆中间了。加以王莽手下没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家，首先镇压绿林军的失败，直接导致农民暴动的各种部队信心十足，他们不再恐惧会被政府轻易镇压下去。于是，天下造反队伍与日俱增，除了绿林、赤眉两股最大的势力以外，仅河北、陕西一带，就有从十余万到数千、数百大小不同的十余种造反队伍。尤其是昆阳一战，王莽使王寻、王邑统兵42万，号称百万包围了昆阳。当时绿林军主帅之一的王凤，以为完蛋了，赶紧请降，但却遭到了王匡和王邑的拒绝。王莽的这两员主帅级将官，不知道是脑袋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刘秀冲出了重围，请来了救兵。刘秀也只搬来数千救兵，但是王寻、王邑欺人家兵少，亲统万人与之接战。刘秀等困兽犹斗，抱着死中求活的信念，无不一以当十。王寻、王邑竟然大败，王寻被杀，全军气馁，输得一塌糊涂。王邑只领着数千人逃回了洛阳。40多万大军，瞬间灰飞烟灭，王莽新朝的灭亡，随之也就指日可待了。试想，如果当年王寻和王邑同意王凤投降，刘秀往哪里跑？绿林当时号称最强大，绿林投降，其他的队伍还不望风归降吗？而且包括赤眉、铜马等，也都可以分化瓦解，为什么王寻和王邑会那样愚蠢？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以少胜多，实在是王寻、王邑太无能、太骄傲，太没有长远战略眼光了。这样的人统帅全国的主力部队，有多少军队禁得住他们糟蹋？
以上是就具体情况所做的分析，实际上王莽的失败，最主要的，还是他虽然从溃烂的刘汉王朝手里禅让得到了政权，但是这种溃烂，不会因为变换了主宰者就随之痊愈。王莽在代汉而立的同时，也代汉受罚于天下。这是王莽在登基的时候，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权力一到手，一时间欣喜有余，而戒备不足。看来王莽确实缺少大贤的内量，只是一个向往圣贤的刻板读书人而已。
从今天的角度，反观历史，我们以为，王莽当政以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农民暴动的问题。怎样首先息平天下的战火，如何使起义的规模和数量，被限制在最低程度之内。而王莽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改革等方面，试图收拢士望人心。因为他从这里得到了好处，就急于回报，太小家子气了。这是重大失误，至少两者应该同步进行，而且把重头放在对付暴动上。
也许王莽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德行被认可，全然忘记了道德虽然应当提倡，但是治国安邦不能只靠道德。对于社会上众多的不道德的人，尤其是那些不管你是不是道德，他都想乘乱夺取天下的野心家，道德是不会发生任何作用的。如果道德能够发生作用，那么刘秀就不会以刘氏正宗继承者的身份起来造反，因为他是王莽新朝的太学生。他不像他的哥哥刘縯，还有族兄刘玄那样，这些人没有接受新朝的教养，他们可以造反，刘秀的造反就是谋逆。从这一点上来说，刘秀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而不是王莽。
其实刘秀所建立的王朝，只不过是借用了汉朝的名义。他的宗族关系我已经给大家分析过，如果他所建立的王朝，一定要称为后汉或者东汉，就是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的延续的话，那么南朝的梁为什么不叫后齐？萧衍与萧道成的血亲关系，未必比刘秀和刘邦那怕是汉景帝刘启的关系更疏远。
总之，王莽的失败是可惜的，如同钱穆先生所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这个失败太惨痛了，断绝了皇位让贤的历史，毁灭了中国人对圣贤作为王者的理想诉求。从此，大家也就认同了天下是属于个人和家族的，而不是天下人的。皇权从此被一家一姓的轮替彻底笼罩，并彻底地覆盖住了。
王莽的失败，还有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一个真道德皇帝倒下去，千百个假道德皇帝站起来！
历史上的那些假道德皇帝们，通过王莽发现了一件用来装饰独裁专制统治的最靓丽的锦绣袈裟——内圣外王。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马上就想把自己装扮成道德上的圣人。后世的历史上，穿着道德圣人的外衣的帝王们，横躺竖卧地挤满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皇宫成了真正的圣殿。而满世界的规规小儒生们，一旦闻听有新皇登位，很快都会聚拢来，帮助量身定做新皇的圣人服饰，制冕造袍，加摆添缀，还要缝好每一个花边，寄望通过这样的襄赞和辅佐，能够侥幸分到一杯剩羹。可惜新主子一旦穿上充满圣人光辉的皇帝新装之后，很快就会把他们丢在脑后，为了招摇过世，最多到孔庙里祭祀一下，增加一两个从祀的名额，再喊上两句继承优良传统，就算是对这些小儒们最大的报答了。等到需要打压儒生，实行起文字狱来，依然毫不手软，甚至一个比一个变本加厉。
现代人在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点必须引起绝对注意，就是政治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只有效果上的优劣。政治虽然不能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但政治却不能完全按照道德理想来建构和运行。原因之一是，政治原本就是利益的最高占有和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屈从于道德。所以，贤人政治，虽然必须成为我们对于政治的希望，同时也是人们可以用来限制非人道政治的理据和方略，但是说到底，道德对政治和政治家的作用，只能在他没有处于受到其他政治集团或势力威胁时，才有被唤醒一点的可能性，而这种情况在政治集团和政治家的整个生涯中几乎是没有的。原因之二是，如果完全按照圣人的理想建构政治机制并使这种机制按照圣人的道德理想运行，政治就会更加可怕。政治一旦成为圣洁的仙女，那就更是不能摸，不能碰，不能接受哪怕是一点点不满和批评，一任她按照自己认定的“圣洁意志”独断专行。在这种道德政治的控制下，稍有一点瑕疵，哪怕是些小的言行失误，都会被当成伤风败俗和腐化堕落而遭受不能被饶恕的惩罚。在道德政治的统治下，必将会造成一种遍地监牢，满街都是囚犯的“赭衣遍路”（罪犯劳改服）的局面。生民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人性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和扭曲，人的幸福就更加没有指望。
道德并不指向人的幸福，只是指向人的行为不能有缺陷，而人生却不可能没缺陷。政治既是利益的最高形式，就当从更多人更大利益的角度考量。政治的最高理想，是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而不应当成为单纯矫正人的行为偏失的工具，政治国家更没有理由，尤其更不应当将自己扮演成制造圣人的社会工厂。
政治要让大家足欲，而不是使大家禁欲。人们对政治的要求，只是用它去满足更多人的欲望；给更多人以幸福感，而不是用它去招收道德信徒，更不是用它去建立禁欲的宗教教堂和道德圣殿。这种教堂越是宏伟，圣殿越是辉煌，生民的自由空间就越将受到挤压，生民的幸福就越加难以指望。
【作者简介】
【王立新教授】
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讲“论语”“《老子》”“中国文化概论”“宋明理学概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湖湘学派哲学”“王船山哲学”“《资治通鉴》选读”“《续资治通鉴长编》选读”“《三国演义赏析》”“水浒传赏析”等课程。
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天地大儒王船山》《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湖南地域儒学的奠立与开展》《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等著作十余部。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深圳电视台、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湖南卫视、凤凰国学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电视台等媒体；台湾佛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东南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湖南科技学院等数十所高校；以及全国各省、市、县图书馆、书店及两岸一些民间书院等场域，宣讲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重新点燃禅让的理想火炬及其结局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王莽”系列之四。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王莽”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