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说史|什么样的人具备挟天子的资格?

对于袁绍和曹操等割据军阀而言,天子在谁手上,谁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发号施令权。谁就可以借用天子的名义,去压制天下所有与自己争权夺利的人,这就叫“名正言顺”。但是,拿天子做名分,必须看清两点情况:一是谁有资格挟持天子?二是要看天子在人们的心中,究竟还有多高的实际地位?也就是说,还有没有“被挟持的意义和价值”?

一、什么样的人具有挟天子的资格

挟天子还需要资格?那当然!天子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挟持的。随便挟持天子,不仅起不到“令诸侯”的作用,而且还会惹火烧身。董卓、李傕、郭汜、杨奉、韩暹、胡才、张杨等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世界上只有白痴才会轻易去挟持天子。像陶谦,也曾想过“崇天子”,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挟持”天子,自己就病死了,要不然,他也会想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计谋”。假使陶谦晚死,而且挟持了天子,那么他的结局,一定会跟韩暹和杨奉差不多,连李傕、郭汜都赶不上,更不要说跟董卓相比。为什么?一是他没资格,二是他没力量。

我跟大家开个玩笑,看我这篇文字的朋友们,会不会想到明天选联合国秘书长或者国务院总理,自己就会,或者有可能荣任?不会,因为咱们都知道自己没资格。可能有人会说:“秘书长和总理未必比我有能力。”就算你说得对,但是你还不懂“资格”,而不是你没能力。虽然资格里有能力的成份,但那只是其中的一点点成份。有些人没有这个自知之明,错误的把李宁公司服装广告上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理解成了“一切都能成为现实”。

就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而论,董卓、李傕、郭汜虽然没资格,但他们还有实力!韩暹和杨奉虽然资格和实力都不够,但是他们有机缘。陶谦什么也没有,只是有想法。他不仅无知无识,而且自不量力,而且对“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情的利害得失,完全没有真切的认识,比袁绍和曹操不知差出多远距离,他还处在人家“飞流直下三千尺”以下的看不见的深渊里。处在众人看不见的深渊里,却想要伸手捉住太阳,真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笑至极!就像一个讨饭的叫花子喜欢上了好莱坞影星,听到“一切皆有可能”的说法,便以为自己能够成为费雯丽的老公了一样。

谁都知道天鹅肉好吃,但不是谁都知道:天鹅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够得着够不着是一回事,真要是够得着,吃了以后能不能消化,又是一回事。想死和噎死,是上天送给这种不知天高地厚者没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唯二选择。好吃莫过天鹅肉,但却不是一般的口腹所能消受。

在是否决定要去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动之前,还要深细考量准备去“挟持”的这位天子,在世人的心目中,还有没有实际的地位,实际地位有多高。这是第二点。

如果这位天子还有实际地位,挟持他自然可以获利。但如果他的实际地位还很高,那么你就不能“挟持”他,只能“扶持”他,把他还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这时不能去想获利,尤其不能想去“架空”他,他还不是虚设的排位。看不清这一点,发生了自我心里的错觉,你会付出代价,天下人群起讨伐,你将无地容身,这叫自己推着自己去火化。

其实天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还不单纯是他自己的现实处境和现有实力,而且特别包括他的祖先——那些先皇们给他留下的“存货”,这些“存货”可不单是库房里的衣物、钱财和兵器,还有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和信誉度。这些东西,尤其表现在世道人心上面。“徒见金不见人”的功利之徒们,自然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董卓才在故意“架空”天子,任意摆布天子的过程中,把自己送进了火化场。哪怕是这种天子已经掉到深渊里,他的最高权力,还是不可以随便觊觎,就像皇帝的一些后妃们,虽然因为忤逆了皇帝被打入冷宫,也不能随便小视,因为说不准那一天她又重新归位了。道理是一样的,她曾经的“辉煌”,如果还没有彻底散去,只是一时失落,大臣们就不能随便藐视她。

天子落魄,而王朝没有落魄;王朝落魄,而人心尚未失掉。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只能上去扶持,不能前去劫持。如果你等不及,那你就去找死。

天子没了实际的地位,王朝也早已丢尽了光辉,人心已然彻底散掉,这个时候,天下的豪杰,自然都会生出“挟持”之心。但是,他既然已经什么都没了,挟持他还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曹丕废掉了汉献帝,自己做了皇帝之后,肯定不会再有人去挟持汉献帝了。如果挟持他已经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除了精神病,谁都不会再去挟持他。但是有的时候情况却并不这么简单,比如明朝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第一次当了14年的皇帝,在一次战斗中成了蒙古瓦剌部的头领也先的俘虏。国家不能一日无主,在大臣于谦等的提议下,明朝的孙太后,让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接任了皇帝。也先看到自己“挟持”的朱祁镇皇帝没用了,就把他放回来。朱祁镇被弟弟软禁了七年,看上去已经完全没用了,结果又被过去的大臣们给放出来,把弟弟赶下台,自己再登宝座,重新复位了。重新复位的朱祁镇,反倒把弟弟朱祁钰给软禁起来,一月后给暗害了,连同当年主持让朱祁钰登基的贤臣于谦等,都被朱祁镇杀死了。

由此看来,皇帝这个位置还真是不能随便觊觎,尤其不能随便坐上去。如果你想玩一会儿再下来。但是不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随便玩,玩当皇帝的游戏,那是玩命,坐上去的是活人,下来的就可能成死尸了。

如果天子的实际权力丢失已尽,王朝的光辉也早已暗淡消尽,人心也已基本散掉,但还没有彻底散掉。此时正是挟持的最好时机。这可不是我教你的,是沮授和荀彧,教给袁绍和曹操的。

袁绍没有听从沮授的建议,而曹操却采纳了荀彧的说法。导致这个结果,不在袁绍犹豫,而曹操果断;也不在曹操英明,袁绍无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对上述几种情况的判断不一致。

袁绍听信淳于琼的说法,没有去挟持汉献帝,是因为在袁绍的判断里,汉献帝确实已经像淳于琼所说的那样,一切的一切都没了,完全是个像时装模特一样,毫无人气,毫无肉感,只剩下一副枯干的空架子。找一个木乃伊做干爹,做任何事情还得先跟他请示、汇报,他不高兴你还得跟着不舒畅,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淳于琼之所以觉得沮授的建议,不仅不明智,而且很愚蠢,道理就在这里。袁绍是善于算计的人,算来算去,觉得淳于琼说得对,于是就没有去“挟持”汉献帝。

袁绍觉得挟持汉献帝,既带不来实际的利益,还要受到他的牵制,同时又得承担天下人的指责,有百害而无一利。

懂了这一点,你才不会轻易判定袁绍是个傻瓜。如果袁绍是个傻瓜,他能统一除了曹操之外的全部北方吗?如果袁绍是傻瓜,曹操起初能害怕他吗?

那曹操为什么选择了挟持汉献帝,是曹操傻吗?难道曹操不知道把汉献帝“供奉”在自己身边有多难受,甚至多危险吗?董承、伏完,甚至还有后来的金祎等,都来谋害他,这是里面。外面的袁绍、刘备、孙权,甚至马超、韩遂之类,又都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之名,起兵讨伐他,并想趁机夺取天下。

二、“挟天子令诸侯”不是容易的事情

曹操难,难在他挟持了汉献帝。挟天子难,难于上青天!

后世人浅薄,读不懂历史,只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没看到曹操的万难处境。曹操借助头风病晚上不许人亲近,把前来盖被子的贴身侍卫都杀掉了。你要是不懂,就会认定曹操残忍,你要是懂了,才知道那是曹操心里紧张所导致,他本来不想杀掉自己身边照顾自己的人。他自从把汉献帝挟持到自己身边,就没有安稳的睡眠了。宋太祖攻打江南国李煜,最后不是理由的理由就只有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是宋太祖“独性”,像现在的独生子女那样。而是别人在卧榻之侧,自己随时可能被杀掉。曹操把汉献帝“供奉”在自己身边,等于把自己放在了火山口上,心理上的那份紧张和警觉,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唐山或者汶川大地震的人,才能有比较充分的理解!

我们经常因为外面的汽车声、建筑工地的挖掘声,甚至小商贩的叫卖声,而难于睡眠,心烦意乱。曹操的寝帐外面,却不断有人在那里嚯嚯地磨刀!稍微想象一下,就会了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给自己带来的身心伤害,该有多么巨大而深重。

那曹操为什么还要选择挟持汉献帝呢?

曹操的算法与袁绍不同。开句玩笑,袁绍的计算工具只是盘算,曹操的计算工具却是计算机。

当其时也,汉献帝虽然一切尽失,包括自己的权力、祖先的“存货”,民心也已散落。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恋旧,中国人一般对未来并不具有更高的期待,但对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却始终充满相当程度的眷恋。汉献帝不行了,汉朝不行了,淳于琼的判断一点都不错。但是他忘了一点,就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这种心理未必都只单纯指向对于汉朝的恢复,但却一定包含,甚至主要包含对旧有的“天下是人家的”理念的不能挣脱。人家是谁?最主要的,往往就是前面刚过去的。这种心理力量不小,所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才会发生效用。

曹操把汉献帝迎接到许昌“供奉”,首先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占据广土,胁迫众民,却不思为朝廷讨逆,而专注于树植自己的党羽。袁绍马上就受到一顿羞辱,还得赶紧给朝廷上书辨白,说自己又泣血,又流泪等等。这就是说,在袁绍的心目中,汉献帝依然有用,连他自己都害怕。当时他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汉献帝全无意义了。天子在谁手上的效果,立即就显现出来了。当然,后来袁绍反过味来了,要求曹操把汉献帝的“办公”地点从许都迁到鄄城,好离自己近些,以便再想办法控制。曹操识破了他的诡计,坚决未予理睬。

如果曹操中途被人杀掉,或者没有人听从他的“假传圣旨”,那我们就会认为曹操是个傻瓜,袁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了。可如果挟持汉献帝的不是曹操,而是另外的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甚至肯定会失败。那样的话,我们后世的历史就会做出“打着虚名自讨苦吃”,“想要挟天子以获利不免作茧自缚”之类的评断。因为曹操成功了,所以后世的历史评判者们才转过头来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之所以最后获胜,是因为手中攥着汉献帝那张“王牌”。有谁会真正想到曹操千难万险的境遇?中国文化讲究“体贴”,讲究“以心体之”。要尽量使自己进到历史的实际境遇中去,设身处地的为历史人物着想,才不致站在场外,空发议论,做出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结论。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北京大学、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深圳市图书馆、广西省新华书店等数十家省、市、县图书馆及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挟天子的资格与时机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七。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一:为什么只有大恶人才敢砸碎腐朽王朝?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二:制造汉末之乱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三:马超是替父报仇还是陷父于死地?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四:袁术为何不承认袁绍是自己的亲兄弟?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五:曹操和刘备为何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六:三国时期的孙氏与司马氏是怎样的统治者?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七: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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