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讲了几位乱世里读书人的故事，下面咱们提升认识的高度，来对他们的实际表现做个评判。
一、灵与肉的关系问题
“管宁在辽东，专讲《诗》、《书》，习爼豆，非学者勿见，或以宁为全身之善术，岂知宁者哉！王烈为商贾以自秽，而逃公孙度长史之辟命，斯则全身之术，而宁不为也。”
这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管宁和王烈高低的话语。同样是而且又是一起去辽东躲避战乱，船山为什么说王烈的做法是“全身之术”，而管宁不是？要真正了解船山的意思，首先要明了“全身之术”。“全身之术”，就是保住性命的办法，没有另外的目的和用途。船山这样判断两位的不同，是从各自的“处己之道”来考察的。管宁和王烈的“处己”之道不同，所以结局和意义也就不同。
处己，就是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安排自己，如何安顿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并不难，只要趋利避害，坚持活下去就可以了，甚至连想都不必要想，只要吃喝拉撒睡不出自然生理障碍，人生就算幸福和美满了。就算遭逢乱世，“苟全性命”不易，要仰赖必要的时机和条件，要靠点小聪明和小机灵。但是同样不需要想着“处己”的问题。因为“处己”不是生存本身的问题，而是生存的目标和意义的问题。普通人只求生存，不问生存意义。可是传统时代的儒者不一样，尤其是真正的儒者。生于天地之间，目的并不单单只是为了保身、活命。
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把这种“肉”与“灵”——生存与意义关系的重大人生难题，施加到普通民众头上，让他们去冥思苦想，让他们去绞尽脑汁，让他们去寝食难安，那是对他们的残忍。不是他们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而是社会不应该把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强加到他们的头上。这是作为统治者、上层社会“士大夫”和知识精英们的责任，不是普通民众的义务。统治者、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就是要为这些普通的生灵提供更安全、更丰足、更快乐、更幸福的生存条件的。对待普通民众，谁也没有权力强行命令，要求百姓一定要在精神上生长到什么样的高度。普通百姓只要能好好的过日子，把日子过得好好的，就已经是对统治者、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恩赐了。怎么忍心，还要给他们施加本不属于他们的思想责任和精神负担呢！
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处己”问题，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而是针对统治者、上流社会，还有知识精英们的。这些人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否则这些人就不应该充当统治者，不应该“挤进”上层社会里去，更不应该打出知识精英的幌子，利用这些身份和名誉，去谋骗衣食，满足个人的私欲。
对于读书人和社会上层人士来讲（最高统治者同样不能例外），当得危急关头，如果舍掉此身，却能彰显出人生的重大意义；而“苟且偷活”，却会严重损害“大义”的时候，那就必须不惜生命。这就是孔子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的真意，也是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原旨。这两句话讲说的对象，只是“志士仁人”，不是草根大众。
当然，我在这里因为论说的是读书人，所以也只是仅就读书人而言，但却绝不排除统治者和上流社会同样有严正面对这一问题的责任和义务。
究实而论，孔子和孟子所讲的，都不是平常的话语，更不是教训平常的普通生存者。既有专属目标对象所指，又有特定历史环境所遇。应当说，在通常的人生状态下，是很难遇到非要在生死之间必须做出抉择的情况和状态的。平居无事时，玩这种“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游戏，那是对生命的不敬，也是对圣贤经典的歪曲。圣贤的教诲，是专指遇到极特殊的历史境遇时，才不得不做出生死的抉择。
二、管宁与王烈的处境与文天祥和王夫之不同
像管宁和王烈等，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遭逢的，不是必须做出生死抉择的历史时机，不像文天祥，也不像王夫之。
文天祥必须得死，要不然就会毁掉自己一生的所学和坚守，他也成不了忠臣义士和民族英雄，而只能成为一个苟活于世间的蝼蚁一般的生物，连普通的生存者都不如。尽管给他的条件，是“中书宰相”这样一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显位，但那不过是诱惑他还原为蝼蚁一般的普通生物的饵食。当然，文天祥是伟大而崇高的，因为他经受住了生死的考验，没有辜负平生所崇尚，没有辜负从动物到人的伟大进化。从人倒退回几十、上百亿年前的简单生物，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放弃坚守，瞬间就能实现。但是要想不退回生物的境地中去，却是难上加难，有时必须舍弃生命。舍弃生命的意义，只在于我可以不活，但我不能回到进化成为人以前的动物情境中去活。
王夫之跟文天祥不一样，他要是轻易放弃生存，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的大不敬；他要是自己主动终止了自己的生命，那就等于放弃了一生对儒者大义的追寻与坚守，等于放弃了操守，放弃了最根本的人生原则。人世间，就不再会因为他的生命的延续，而昭示出伟大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意蕴。他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为了自己王朝的覆灭而殉葬的牺牲品。这是小义，不是大义。当然他也不能像钱谦益一样活下去，那种活法对钱谦益或许无所谓，但对于王夫之，那就不仅是苟活得无大义、无小义，而且直接就是不义。
王夫之的王朝和文天祥的王朝不一样，在根本性质上不一样。文天祥为了宋朝而殉身，殉的是正义，殉的是道义，殉的是凛然之大义！王夫之坚忍地活下来，却能因此而张扬正义，保存道义，开显大义。当然，王夫之先生也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那样无地可活，无理由可活的情况下，却找到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意义支撑，他没有为腐朽透顶的明朝殉葬，他同样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处置生死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名节问题，更不是简单的情感和情绪的激荡不能自已，或者心灵的创伤不能自疗的问题，而是人的价值操守、世俗人间的终究大义问题，当然，对于王夫之，还有他所一贯坚持的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问题。任气和使性，无益于生命的成长，更无益于生死的处断。
管宁和王烈等，都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真正儒者，他们面对的虽然也有生死的威胁，但终究不是生死需要自己抉择的时刻。而是如何处置自己——比如出仕与不出仕的选择，是出山为官，包括施展抱负和浑水摸鱼，还是僻居山林，做一个严子陵或者林鹤梅式的隐者；或者既不出仕为官，又不隐逸山林，只是在人间社会争斗的角落里安然而淡然的生活下去，尽自己的所能，对社会和身边的人们发挥一些正面的感化和教育的有效作用。他们面临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生遭遇和选择。这种人生的遭遇，虽然看上去没有生死抉择那样严峻，但同样不易处断，甚至可以说选择起来更不容易。
管宁和王烈等的处境，跟文天祥和王夫之的处境不一样，评价的目标，也就跟着不同了。如何判断自身的处境，是检验历史上的读书人，到底是真儒还是伪儒、是纯儒还是杂儒的最显著的着眼点。
二、保住性命虽难，保住操守并发挥作用尤难
“儒者之道，率性保命。”历史上的儒者们，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博古通今，如果用自己的所学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之下，应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虽然他们不必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但也不必故意去说人家不愿意听的话，只要忍住自己的性子，不说话憋不死人。“保命”虽难，“率性”更难，保住“性命”同时又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尤难。
仅只是跟理想目标不一致的统治者不合作，保持静默，本身就已经不容易。因为你不说话，不表态，容易被残暴的统治者认定为消极抵抗，从而危及生身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不接受同时不介入统治，作为儒者的使命，也就失去了发挥的可能与空间。单纯只是为了活下去而不说话，不做事，那就等于从另外一条路径上，否认了自己作为儒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点正面有效的作用都不发挥，那就等于自己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儒者的“自认”和“自任”，把自己仅仅当成一个普通的生存者了。
“世之乱也，权诈兴于上，偷薄染于下。君不可事，民不可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几穷。穷于时，因穷于心，则将视天下无一可为善之人，而拒绝唯恐不夙，此焦先、孙登、朱桃椎之类，所以道穷而人亦穷也。”
船山所说的焦先，是汉末的隐士，孙登是魏晋交替之间的隐士，而朱桃椎则是隋朝末年的隐士。他们原本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却都在遭逢乱世的时候，隐居到山林里，不跟任何人讲话，不跟人交往，性命虽然保住了，品格也没被污染，但因自己完全置身局外，变成了彻底的世外人，对生存世界也不再发生实际影响了。
如果这几位原本就是道家的隐士，而不是儒家的信徒，那便没什么可以点指的，但是他们都曾饱学儒家经典，尽管他们都遭逢乱世，不愿意跟着蹚浑水，不想使自己的人格受到污染。但是真正的儒者，是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历史境遇，都不能完全置身场外，总要生活，总要做事，总要尽量努力发挥哪怕是一点有效的作用。
既要生活、做事，又不能因为生活、做事而损伤了儒者的人格和操守，在乱世里求生存的环境中，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其中的难处，如果不是亲身所历，着实是难以想象的。
传统时代的儒者，本来都想辅助统治者，借以在现世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统治者的统治那般令他们失望，时局令他们那般伤心，为了保持自身的高洁，他们只好躲避统治。既要躲避统治，又不能过于惹恼统治者给自己带来危险，同时还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发挥有效的教化功能，难就难在这里。
王船山认定，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儒和大儒，才有真儒和大儒的智慧，才能显示真儒和大儒的仁德。
传统儒学一向倡导：儒者之学，是“为己之学”。
但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自己“荣身肥家”、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学，更不为自己保身活命而学，而是为了成就人格而学，是为了成就生命同时向外辐射仁德而学。
历来儒者又都肯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保身对于儒者，不止是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更是保护自己的理想和节操。这确实需要一种很高的智慧，尤其在乱世里。“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评价自己的学生南宫适时的说法。“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评价卫国的大夫宁武子的说法。“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些都是孔老夫子当年对自己学生们的教诲，这些教诲都成了后来儒者立身行事的基本法式。
管宁、王烈等，身处“无道”的乱世，“君不可事，民不可使。权诈兴于上，偷薄染于下”，道将“穷”于天下，君子之仁爱天下的通道和可能性，都几乎完全被堵截了。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评价卫国的君子遽伯玉时的说法。管宁、王烈和邴原，离开中原到辽东躲避战乱，依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这也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但是“乘桴浮于海”的人，一定得是有道之人。识道、学道、得道，而后方能成为有道之人。
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宪问》）有道的学儒之士，遭逢管宁和王烈等的时代，就应当遵循孔子的上述原则，如此才不失为真正的儒者。
管宁、王烈、邴原，在汉末大乱之时，避兵辽东，都首先是为了保命，同时也是为了保住洁白的儒者品质。但在辽东其间的表现却又很大不同。管宁与另外两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能在乱世中发挥儒者有效的感化和教化的必要功用。这才是王船山说他的做法不是“全身之术”的理由。船山对管宁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和依据都在这里。那么船山对管宁的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呢？咱们在下一讲中接着说。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北京大学、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深圳市图书馆、广西省新华书店等数十家省、市、县图书馆及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儒者的处己之道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三。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一：为什么只有大恶人才敢砸碎腐朽王朝？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二：制造汉末之乱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三：马超是替父报仇还是陷父于死地？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四：袁术为何不承认袁绍是自己的亲兄弟？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五：曹操和刘备为何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六：三国时期的孙氏与司马氏是怎样的统治者？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七：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八：什么样的人具备挟天子的资格？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袁绍为什么不听田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