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歆、邴原未能在乱世中守住清洁
像管宁早期的朋友华歆，本来也是很优秀的读书人，但却直接进入乱局之中，去谋求发达和富贵，以展现自己才华的方式，毁掉了自己作为读书人的节操，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儒者了。
邴原的情况稍微特殊，是因为自己“忍不住”，身处辽东异域，还在褒贬时政，臧否人物，要不是管宁帮助逃走，存活下去的可能性都成问题。回到中原以后，邴原进入曹魏政权，成了官员，放弃了自己从前的坚守。从这点上来看，他也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儒者了。
二、焦先、孙登、朱桃椎能保住清洁却未能发挥作用
王烈和管宁，包括后世的焦先、孙登和朱桃椎，都不求在乱世里浑水摸鱼，都不趁乱侥幸求进取。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符合孔子在“邦无道”情况下不求闻达、富贵的“教诲”。但是，在基本相同的“不求闻达”、不追逐世俗富贵的境况中，处置生命的做法，诸位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像焦先、孙登和朱桃椎，为躲避世道之乱，而置自己于无人之境，隔绝时世，不再与人交接。看似自守清白，实则自废自己，连带自己“已得”之道，全部丢弃不管。本为躲避乱世，反为乱世所迷、所废。世之欲废人而未必得，人之自废于道则轻易。世俗以其为高洁，儒者以其为自弃而弃仁。“道”穷于世，而“仁”亦穷于人矣。
三、可惜王烈，只差最后一哆嗦
王烈的情况又不一样，本来没有自废，在艰难的乱世中还在努力发挥有益的效用。但却因为要躲避公孙度征召做官，以避免人格遭受玷污，而改学从商（中国古代社会轻商，以商为奸诈之人，尤其儒家，以经商为龌龊的行为，与今日社会的崇尚不一样），自己将自己置于污浊脏秽之境地，自己糟践自己，连带自己从前对于身边民众的善的感召，一切抛却不顾，只为不出来做官的小清白，损害了，甚至彻底摧毁了自己从前在乱世中扶持纲常，维护仁善道义的全部努力和成效。这种做法的严重危害，并不仅在于王烈自己，使自己名誉受损。而在于使曾经的受教者和受感染者，忽然迷惑，从此陷入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境地。
为保此身之清白，而毁掉为存道所做的努力和成效，真正是为保小德而乱了大操，因一己而废公道。讲到这里，王立新教授慨然有叹曰：“甚矣，王烈之愚也！”
南宋大儒胡五峰先生说：“儒者之道，率性保命，与天同功。”
“率性保命”，是率天赋的善性，以保养此身，成就此身。不只是简单的留条活命，维持生存，更主要的，是保护住并且发扬出人的受之于天的善良本性，只有这样，才是“与天同功”，参天地之化育，使仁善之德，流行于世间而不陨灭。
就算是仅以维持生存而论，保身，自然不是邪恶。可是保身的目的，在于利用此身去走向崇高，去实现崇高，去捍卫崇高，同时用崇高去感动、感染和感化身边的人们。助天成善，这才是真正的儒者。
虽然捍卫崇高是异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乱世里，同时又在不德甚至混账和暴虐的统治者的“治下”。捍卫崇高，本身就是最大的崇高。在走向崇高的过程之中，个人的清白事小，仁义之兴废事大！尽管王烈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以商贾而自秽”。但就是这万不得已的时刻，却正是考验儒者到底是否真正彻底地学懂了儒学、学透了儒学的时刻。
王烈虽然长期跟从大儒陈仲弓（陈寔），一生也以陈仲弓为楷模和典范，自己又深研默识，已经到达了极高的境地，但终究还是没有过好最后一关。说明在他的心底里，儒学的终极价值和根本精神，还是没有彻底安放结实。最后导致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前功尽弃的惨痛结局。
四、保命守节与发挥效用实际是“体用”关系
华歆想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急于出仕，急于做大官，却不知在乱世里发达起来，本身就是儒者的耻辱。属于“邦无道”而“谷”。孔子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焦先、孙登和朱桃椎之类，遭逢“邦无道”的历史境遇，上下相蒙，君臣争利，风俗大坏，人心不古。见此情形，转身隐遁山林，再不与人接触。意外碰到人或有人专门来看望，全都不予理睬。视天下之人犹如并非同类，放弃感化他们的同时，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想要斩断与污浊的联系，却同时斩断自己发挥效用的“栈道”，终止了自己发用的行动，实际上就是舍弃了自己的本体。
王船山在讲到体用关系时指出：“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胡五峰说：“仁”是体，“义”是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单纯守住“体”的洁白，而不使之发挥作用，就等于以“绝用”的方式废掉了“体”。只注重“体”而忽视“用”，甚至废弃“用”；或者只留心“用”而不顾“体”，甚至不管“体”，是体用关系问题中的两种极易出现的错误倾向。
华歆只求用，不分青红皂白，属于胡五峰批评的“有用而无体”，“无体则灭”，从而也就不再是儒者了。这三位所谓“隐逸”之士，只是保护“体”的纯洁性，彻底放弃了“用”，属于五峰先生批评的“有体而无用”，“无用则亡”。连社会关系都放弃了，成了真正的“野人”，遑论儒者！
王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能护持仁义本体，又能发挥仁义的功用，可谓是真正的儒者。这也是他在汉末时期，先于管宁、邴原而名闻天下，声誉远在管宁和邴原之上的重要原因。但是最后却因为躲避公孙度的“辟命”，竟然采取了弃儒从商的做法。用这种作践自己、糟蹋自己、脏污自己的方式，拒绝发挥“不利于儒者本分”的效用。可是却陷入了“自废”运用的其它途径，废弃了自己发挥有效作用的“武功”。王烈的做法，等于为了保护“体”的纯洁性，而又转身放弃了发用的全部可能性。最终同样沦于与焦先、孙登、朱桃椎一样的境地。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没有指斥上述各位的意思，要是咱们遇上那样的时代，恐怕还赶不上人家。民间有句话语，叫做“笑话人，不如人。”我只是在这里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成在遥远，却失之近前。真正是在大江大海里畅行无阻，却在小河沟里翻掉了航船。
人生在世，遭逢各种时势和机缘的可能性都有，尽管儒者有固定的准则，但是坚守需要变通。“死守”原则，就等于毁坏原则，从而也会毁掉自己。必须变通！但是又千万不要把变通当成随意转舵，甚至直接拿变通给“变节”当说辞。
胡五峰说：“夫事变万端，而物之感人无穷。”必须“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陆象山接续孟子说：“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孔子也只有到了七十岁，才敢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在世，对于普通人，没有这么艰难，因为他们没有那些“自定的”原则，只要不痛苦、不穷困地活着就行。但对于儒者，尤其是大儒者而言，事事都是考验，处处都是陷阱。经受住了考验，脚下就是坦途；经受不起考验，脚下随时都是万丈悬崖。所以孔子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亲爱的王烈同志，“久经革命斗争考验”，一生几乎无失，但却为躲避公孙度的“辟命”，却在人生的一个小的细枝末节上，严重疏失，马失前蹄，一脚踏空，踩破了薄冰，跌进了无底深渊。
这事不赖公孙度，公孙度征召王烈，请他出来担任长史，所有的统治者，包括割据的统治者都一样。慕贤者的美名，想用贤者的“参与”，美化自己的政权，从而好去哄骗天下。王烈可以不去，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用栖身商贾的办法来逃避。正大直言，说：“鄙夫无治能，加以年迈体衰，不便任事，也不想有辱圣明。”再加点“多谢抬爱，虽不能出仕，但希望善待苍生，以成明君，永垂青史”之类，应该可以躲过这一劫。公孙度不会杀王烈，这是王烈自己没有想到的。因为公孙度找他，并不是看中了他，而是看中了他在民众和士林中的声望。如果公孙度没有彻底疯掉，他就不会转头再把王烈杀掉，落一个害贤的恶名，从而也会使身边的人们心惊胆战，众心离散。但是如果公孙度真疯了，王烈别说当起了“货郎”，就是隐逸山林，甚至变成了神仙，也同样保不住自己的高洁和性命。道理是说给人听的，人要是疯了，就已经不再是人，而成了魔鬼。因为不与魔鬼合作而身遭杀戮，那就是正大光明，而且一定会因此而更加光辉灿烂，名垂竹帛，永难磨灭！
在这一点上，王烈学儒“没到家”！这也正是他远远没能赶上管宁的地方。
五、管宁既“率性保命”，又“与天同功”
只有管宁，才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精而又精、纯而又纯的儒者。管宁的做法，确实出乎上述各类“高人”之上！
管宁在曹魏不断征召的情况下，既没有因为侥幸而出仕，又没有因为危险而停止活动。既没有像焦先等以自弃求自洁，也没有像王烈那样，以自秽、自毁，求自清、自宁。在不断地征召下，管宁始终如一，既不出仕，又从没放弃发挥现实功用，因事导人向善，直至寿终而离世。所以说，管宁才是真正的纯儒，真正的大儒。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管宁是因为没有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得以表现，所以才了不得，说这是“无表现的表现”。尽管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到达了混迹于世俗江湖中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高度，但钱穆并没有继续申说这种“无表现的表现”究竟是什么，给人的感觉，管宁只是私下里研习经典而已。钱穆又将管宁跟东汉的严子陵、北宋的林鹤梅相提并论，混淆了儒者和道仙的根本区别，让人无法看清“自了汉”和“救世儒”的不同，究竟在哪里。
使用“无表现的表现”来描绘管宁等的人生状况，其实已很精到，也很“拟真”。但要突出这句话语中的后一个“表现”才行。那么后一个“表现”究竟是什么，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如果管宁只是在乱世里读书，或者“陈爼豆，诵诗书”，而没有始终如一的“因事导人以善”，那么尽管他跟焦先等居处山林，依然有区别，但是他的意义肯定就会大打折扣。
儒者必须尽现世和现实的责任，这是他们跟道仙与佛僧之类的根本不同。他们要改造世界，当然不是要把世界改造成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攻无不克、战无不取的富于挑战性和侵略性的政治国家，而是要把世界改造成“平居相守望，疾病相扶持”的和谐人间乐园。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敬长爱幼，友善同类，互相帮衬，而不是互相拆台，尤其不是互相坑陷、互相戕害。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有所言说，有所行动。而所谓言说和行动，却未必一定要去从事政治和运用政治手段。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能够用善行影响政治，也是从政，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官僚体系，才算是从政呢？”（《论语·为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儒家强调“政者正也”，政治的目标和意义，尽在于使用心正之人，以“正”自律，以“正”待人，以“正”处事。政若正，则我助政以正；政若不正，则吾以自洁影响周遭而使正。
风俗的醇正，是从人心的方正中自然流淌出来的，绝不是把外面的“规矩”，强行“支架”到人的心里面去。而人心之是否方正，统治者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野的知识分子，同样具有匡正人心的义务。这不是在为统治者的“国家”效力，而是为本就是属于苍生的“天下”尽心。
管宁作为不愿意进入庙堂和官府，而甘心在野的知识分子，同样负有这样的责任。管宁正是通过自己“熙熙和易”的生存心境，以温润、平和的态度，遇人子则讲孝道；逢人弟，则讲敬兄之道。虽然始终身处下层，但一直没有忘记，并妥善地尽到了自己应尽的现世责任。同时，又没有像王烈那样，用玷污自己的方式，躲避乱世中豪雄们的征召。一直在下层社会发挥着积极有效的推助善行，发掘善心的伟大效用，直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种看似渺小的奉献，其实却有深长的历史意义。他虽然没有在现实的政治、军事等领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但却在改造和净化人心风俗方面，留存和延续历史仁德方面，做出了那些叱咤风云的豪杰之士们所没能做到的伟大贡献。
王船山在论及管宁的这种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见诸功业者，虽广而短；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时的事功成就，虽然看起来、听起来，影响面很广大，呼风唤雨，震惊世界的样子，但是效果却很短暂。英雄的伟业和英雄的影响，多半会在英雄过去了或者过世后不久，就会被人所遗忘。就像滑铁卢之后，没有人再去关注拿破仑一样。新的英雄人物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又会转到了新的英雄身上去。新领导上任，人们又会传达落实新的指示。这就叫“见诸功业者，虽广而短”。
可是一旦在人心中留下了善良与仁爱的种子，却会长久地存留下去。而因为这种“善根”的适时萌发，世间就会不断表现出对仁义的追求与向往。所以在人间创造政治、军事业绩，只是一时间的显赫、风光；而在人间培植仁义善根的些小言行，却能够慢慢深入到人心深处去，通过人们的互相感染，发挥长久不息的伟大效用。这就叫“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
在管宁的时代，可能已经没有人真正懂得这样的道理，甚至没人愿意听到有人说出这样的道理。但是管宁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虽然他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是尔虞我诈，偷堕苟且；但他知道人们之所以如此，不是本性就这个样子，而是受到了恶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同样懂得，这些人是有善良的根性的，只要把道理慢慢讲给他们，逢着适宜的时机，这些人善良的本性，就会像被砍断了枝干的树根一样，重新萌发出仁爱和正义的新芽来。
正是基于管宁对人类善良本性的坚信，他才没有像焦先、孙登和朱桃椎一样，以为他们全都不可救药而坚决不与交接。他知道善良的本性，就埋藏在这些被乱世淹没了的人们的内心深处。“一日习之行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虽然能够真正被感化的人已经极少、极少，但哪怕就是星星之火，只要传递下去，就终究有能燎原的一日。这是管宁的信念，也是王船山对管宁的行为进行理论判断的依据。尽管这种“积善”的行动极其微弱，几乎不被普通人所看见，更不会被他们所看重。但就是这浅浅的，淡淡的一丝暗流，却在严冬里不为人察觉地慢慢发放热力，昭示，并帮衬着天地的造化神功。“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等待有一天，阳气回转（王船山的原话是“有明王起”，我们这个时代，不必再有这样的寄托，也根本不能再存这样的企望！所以我用了“阳气回转”来替代船山的原文），就会借此一溪浅淡的暗流，发挥有效的“引渠”作用，孵化出波翻浪涌、明媚而又绚烂的人伦春天！
就算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再也没有人愿意被感化了，那也要不弃不离地坚持下去，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被现实乱局剥离殆尽，同时也被现世的生存者们抛弃不顾的危难而黑暗的历史时期里，以“独握天枢”的孤峰傲立之清峻凛然，不顾生身利害得失，不惜舍生忘死，坚忍不拔，坚定不移，用自己的努力，去保护和留存吾国文化精神生命的火种，期待有朝一日的“一阳来复”。哪怕让自己的生命，固化成光秃秃的一棵枯松，那也要永远挺立在山巅之上，并以此昭示后人：这里曾经有过对伟岸和人间正义的坚忍不屈的捍守；有过为美化人伦社会而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有过为唤醒仁爱而忘我献身的前世之师！虽然那个伟大而崇高的努力者，早已成为化石，但他作为标本，已然成为后继者们前进的路标，航行的灯塔，巍峨雄健地矗立在人生道路和人类社会行进的歧途或转弯曲折之处！
王船山正是在这样的立足点上，才认定在整个三国的时代里，真正能够撑得起华夏天空的人物，不是刘备、孙权和曹操，也不是荀悦和孔明，而是管宁。
只有管宁，才是真正撑起了三国时代里华夏人文天空的伟大人物——旷世难出的纯正、坚忍的真儒！
在这讲的末了，我必须向读者自我交代，这篇东西完全是站在正统儒家的价值立场上看待问题，王船山、胡五峰、孔孟等正统儒家，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伦理道德的教化，当成儒者天定的历史使命。今天的历史、时代情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的眼界已经大开，人们的胸襟也不再那般狭窄。因此，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不必再完全依循儒家的原则和立场，儒家的原则和立场，最多只能是多元评价标准中的一项，这是多元世界格局进程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走向现代化途程必须克服的自以为是的专断。如果还像历史上的儒者一样，单纯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待问题，就既不会为更多人所接受，同时也会将儒学引向自我封闭和自我窒息的绝路上去。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北京大学、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深圳市图书馆、广西省新华书店等数十家省、市、县图书馆及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管宁是三国第一真儒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四。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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