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说史|赤壁之战 曹操输在何处?

赤壁之战,刘备跟刘琦加在一起,不下两万兵力,周瑜提兵三万,史有明书,另外还有眼见各处守备部队,孙刘联军一方,估计兵力五万余。曹操诈称训练了八十万水陆大军,只是恐吓孙权。其实所率最多也就十万,加上荆州新投降的约六、七万人,总计兵力大约十七、八万的样子。当然,曹操和孙权都还各有没参战的其他部队,因为没有直接参加赤壁之战,所以不能算为赤壁之战的兵力。

官渡之战时,曹袁兵力大约是一比十四,曹操以少胜众。而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与曹操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一比三到一比四之间。曹操乘胜而南,志得意满,军力对比又遥遥领先,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一、诸葛亮忽悠孙权

有关曹操这次兵败的原因,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时指出了三条:

一是兵已疲困:按照诸葛亮的说法,曹操追赶刘备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是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也;

二是北方人不习水战;

三是“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尔,非心服也。”

这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们,于此一问题,未加衍生性分析,与《三国志》所载完全一致,只是用词略有不同。

诸葛亮的分析,虽然有些道理,但有些不合实际,而且很不到位。第二条和第三条大致算是原因,但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料定孙权也能看到,不必非要孔明申说,方才知晓。

而有关第一条,显然不合实际。曹操追击刘备的轻骑兵,一日一夜疾行三百里的,只有五千,其余部队都没有那样疲劳行军。况且就算疲劳行军,也只是当时几天,过些日子也就休息过来了。等到赤壁大战打起来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道这些兵士没有自己恢复体力的能力,都是人工制造的机器人,没电了就完了?曹操得荆州,就近供养,一时间绝对不缺乏粮食和补给,就算是机器人,也有充电的机会。所以诸葛亮说给孙权的这条,根本不能成为理由,只是忽悠孙权,目的是想坚定孙权跟曹操对决的信心。完全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张仪那一套虚华不实的东西。孔明虽然骨子里有儒道精神,但是通身上下却充满了申、商和纵横家的味道,这也是后来朱熹坚决不同意张栻非要把诸葛亮“打造”成“王佐”的原因,朱熹虽然坚持刘氏正统,但却只同意诸葛亮是“霸辅”。

诸葛亮所分析的第二条,北方人不习水战,也只能大致算是原因。曹操既得荆州降众,水上与东吴交战,完全可以不用北方兵,使用荆州的降将、降兵就行了。当然这些兵力不够,北方部队也要参加战斗,所以,“北方人不习水战”,只能部分成立。

诸葛亮所说的第三条,其实也存在问题。荆州新投降曹操的人,虽然未必彻底心服,但是曹操讨伐东吴,主要依靠的也不是这些人,还是自己从北方带来的兵将。所以诸葛亮提出的三条中,第二条和第三条互相借助又互相拆解,最多只想当一条。

但是我上面的分析,同样存在问题,比如第二条和第三条。既然第三条不主要依靠荆州兵,那么第二条又要靠荆州兵去进行水上战斗,似乎两点之间存在相当的矛盾。由此看来,诸葛亮跟孙权所讲话的水分,至少有百分之六十,孙权与刘备联手抗曹,只是看诸葛亮所代表的刘备一方的态度,而不是依据诸葛亮的形势判断。

不过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水战既用荆州兵,一旦登岸,马上改北方兵将为主力,这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不过这要冒点险才行,万一北方兵不及登岸就在船上晕昏,下来就只能当俘虏;还有,荆州归附之众在水战中如果不卖力气,曹军便没有登上对岸的可能性了。军事行动自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军事行为不必完全遵守习惯性的逻辑,不懂这一点,根本做不了军事家。

曹操其人,从不畏惧艰险,还经常喜欢冒险。后世君主动辄以所谓御驾亲征,表示自己果敢坚定。这种情况对于曹操来讲,从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举动”。曹操一生打仗,都是亲临前线,冲锋陷阵。要是所有的君主都有曹操的勇气和本领,那么“御驾亲征”这个词汇,就会在汉语的词典里消失了。

其实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跟刘备所说占据四川之后,等待天下“有变”之时,“命一上将军率兵以向宛、洛”,让刘备亲自带兵出西蜀“以向秦川”的战略,同样有问题。后来自己六出祁山,全都无功而返,大致可以证明《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说法:“亮才,于治戎为长,短于奇谋。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就是说,诸葛亮在治理国家方面,确实不同凡响,但却不是个杰出的将帅之才,算不上杰出的军事家。

二、王夫之的分析

咱们还是先放下自己的分析,找个高人来帮助咱们分析分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是这样分析曹操这次失败的原因的:

舍骑而舟,弃长争短;

曹操兵众而骄,周瑜兵寡而奋;

以战胜袁绍之法对付东吴,用错了对象;

新附之众不坚;

以上是王船山给出的曹操赤壁战败的四点理由。

船山先生所提供的分析,至少较诸葛亮深入很多。首先看船山的第一条说法。曹操舍弃自己在陆地上的骑兵优势,跟周瑜在水上船战中争高低,确实是舍己之长,以自己所短,跟人家的所长比输赢,走了一条与田忌赛马获胜相反的道路。拿鸭鹅去跟鹳鹤比谁的腿更长,显然是自讨没趣。

船山所说的第二条,也就是“曹操兵众而骄,周瑜兵寡而奋。”

应该说,船山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情形的,可以说是中肯之论。但是,这一条却不能被当成所有军事战争的普遍法则来使用。因为周瑜的兵将虽少,但却能同仇敌忾;其他人如果军队少,可能就吓晕了,或者干脆直接投降或溃散了。荆州刘琮,在听说曹操大军前来,未及交战就束手归降,就是一个眼前最直接的例证。但是东吴不是荆州,刘表既无能,同时又早死,荆州文武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心里归属感,同时也就自然不会有坚定不移的斗志。东吴却不一样,孙氏父子两世三人的努力,已经获得了东吴士庶的普遍拥戴。东吴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要孙权一声令下,保江东、保家园的战斗激情,立即就会通天高涨起来。战斗越激烈,时间越久长,江东的后续部队就会越多,给养也会越充分。加上刘备已经无路可走,必须拼死搏斗,否则就只能等着受死,因此,刘备一方也会竭尽全力。

曹操在北方一路奏凯,一直打到东海之滨,士气虽然不衰,但也确实容易生出骄傲的情绪,骄傲就会轻敌,轻敌就容易冒进,冒进就难免出错,进而失败。东吴在兵力对比上,虽然相对落后,因此一定相对小心,不仅不易出错,还会时刻留心,找寻对方的弱点。

第三条是说曹操以“老袁绍之师乘其隙而胜之”的方法,不能用于对付东吴。

曹操确实是率领击败袁绍的部队,前往攻打江南的。

船山的说法是:曹操虽然击败了袁绍,却不是通过直接的硬性战斗,而是冒死顶住,顽强坚守,使袁绍部队懈怠(与“师老坚城”同样的道理)之后,出现漏洞才击溃袁绍。这种方法用于对付袁绍可以,用来对付东吴却不行。

曹操于官渡战胜袁绍,确实是因为扼住要害,使袁绍不得进,拖了一段时间之后,袁绍兵将产生懈怠情绪,而后寻隙烧粮,导致袁绍军乱而失败。这招要是用来对付东吴,肯定行不通。因为袁绍运粮虽然不必经过曹操防区,但都在陆地上,相隔不远,曹操总有机会下手。但是东吴运粮都在江南,大江阻隔,曹操毫无机会可乘。而且只要战事一开,为保江南安全,江东士众自会同心协力,士气绝不会轻易减低,兵力补充也会源源不断。而曹操的部队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在江北拖延越久,粮食运送消耗越大,兵将慢慢反会产生怠惰情绪。

所以,曹操如果还想采取当年对付袁绍的办法来对付东吴,显然会自取失败。

第四条,是所谓荆州新归附的兵将,心志不牢固,怀乡情结不浅。

这条诸葛亮当年也已经提到了。但是船山根据战后的情况接着分析说:这些荆州新投降曹操的兵将,替曹操卖命的心思虽不坚定,但因离家乡较近,赶紧散掉回家的心情,却很容易产生。加上刘备曾在荆州一带对兵士等有一定恩德,这些兵士虽然跟从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心理上还有些怀恋刘表的长子刘琦。所以,当黄盖一把大火刚起,曹操兵将中的荆州士兵率先逃窜,随之产生骨牌效应,致使曹军纷纷溃散。

在船山和诸葛亮的分析里,都没有把曹操兵士不习惯南方气候,纷纷生病,战斗力下降作为一条明显的理由。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周瑜、程普跟刘备同时并进,与曹操在赤壁相遇:“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明确交待曹操兵士不习南方气候,中“疫”而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也有相同的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看来曹操兵将吏士中的很多人,不习惯南方气候,生病死亡,确实是曹操当年兵败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有关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的原因,孔明与船山,甚至还有更多后世的研究者们,都认为北方人不习惯水上作战,而曹操却以水战的方式对付东吴,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是对的,但是怎样才能不在水上作战呢?难道只有就此取消对东吴的征讨,望江兴叹,永远这样搁置下去这样一条道路吗?

三、假如站在曹操的立场上

咱们现在不妨试着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想一下,人家在江南,他在江北,他要是不跟东吴首先进行水战,难道他会飞到江南去吗?重要的问题,其实就在这里。

曹操既得荆州,过江已经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进行陆地战,非要在水上争高低?

如果直接抄近路,试图从蒲圻或者武汉、江陵一带登岸,这些地方对于江东地区而言,虽然距离统治中心地区距离相对近了很多,可是防守的力度也大,获胜的可能性极小。

从荆州直接渡江,顺势接管南岸附近地区。接下去沿着江南向东,直接在陆地上向东推进,可行性至少比从武汉一带直接渡江难度小得多。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湖南岳阳一带,而且还要横过洞庭湖,再向东推进,到夏口,这里虽然可能也有阻截,但一定小得多,因为这些地区多半都归属荆州。但是之后如果继续向东推进,还有不短的距离,而且还要经过东吴的水军基地鄱阳湖边上的柴桑(九江)等地,也还要经过很多江河湖水“拦截”之处。直逼东吴统治中心地带,获得彻底胜利的可能性一样极其微小。

可是曹操却可以选择从荆州渡江向南推进,而不直接向东进军。这样就可以轻易占得整个湖南,将东吴牢牢压迫在武汉以东地区,同时也彻底阻断了刘备进入四川的可能性。

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说法,荆州当时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和长沙郡,共七个郡。刘琮既将荆州全部拱手让给曹操,就等于七个郡的主宰权都在曹操手里。尽管实际上曹操当时只掌握了南阳郡和南郡,其它五个郡,江夏郡在刘琦手里,在武汉附近,是从北面近距离通往东吴的必经之路。湖南四郡,从岭北的郴州向北,一直到洞庭、长江,名义上虽被刘琮让给了曹操,但却都各自为政,不过都因力量单薄而瞻前顾后,左右摇摆不定,正在观望之中。曹操一旦进军湖南,四郡就会乖乖献土,就算有抵御,也是鸡公斗母狐,送死而已。

而远在四川的刘璋,确实能力有限,只要曹操先平定西凉马超、韩遂,进而取下汉中张鲁,然后从北面和东面两路进军四川,益州轻易就会到手。这也是后来宋太祖平定四川的胜利路线。如果曹操能够先占湖南,那么东吴跟刘备就会被挤压在武汉以东的地区里,两马同槽,刘备、孙权两雄,谁能久居谁下?他们的联合,一定会出现巨大缝隙,不会坚持太久。东吴肯定会在暂时缓解掉来自曹操的压力之后,解决刘备,或者刘备彻底投降东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再是三国,而是两国了。就算能够继续联合,也只是那样一点地方,待曹操把四川拿到手之后,整个武汉以东地区,无论如何都不会坚持超过五十年。当然这是假设,假设曹操按照这样的方案,在临终之前,还是没有解决掉东吴和刘备,那么他们或许还可以在曹操死后大举西进,抢占湖南、四川,那就将又是另外一种格局。

是曹操没有想到这样的路径,还是因为这样的战法,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曹操有没有这个耐性,那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大约是曹操心里等不及,由于心急,所以犯了一个很大的军事错误,导致了军事上在赤壁的惨重失败。

当然,曹操最大的军事错误,不在于他没有采取陆地侵蚀的做法,而在于就不应该先去攻打东吴,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就是他果真率领一百万大军,同样没有用。如果曹操果真采取了先从荆州过江,渐渐向东推进的战法,东吴可能会出现真正的全民皆兵的景象。只要曹操稍不留神,随时还会一败涂地。这就是孙氏父子,尤其是孙策、孙权兄弟的厉害,他们真正是得民心者。他们通过自己礼贤下士,善待兵将的诚恳用心,赢得了江南人民的由衷爱戴。东吴当时的吏士兵民,几乎可以达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程度。曹操就是能够获胜,也得花相当长时间,付出难以估量的巨大代价。三年五年肯定没指望,十年八年也根本不能得手。曹操要想获胜,得等到孙权死后,可惜他没有活过孙权,连刘备也没活过。

打仗,不仅是武器、兵力、粮食,还有具体战术的问题,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里,民心向背,甚至更加至关重要。在那样的时代里,战争的胜利与否,很多时候都得在近距离的肉搏战中见分晓。百姓不支持,再强大的军队,也会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要是兵民真能万众一心,力量弱小,也能在持久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曹操太过自傲,心里焦急,导致了赤壁之战的彻底失败。不过就算没有赤壁之战,曹操在当时一样没有统一全境的可能性。东吴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全无缝隙可钻。对于这一点,曹操和他的众多谋士们,并没有加以认真考虑。这不是作为军事家的战术失误,而是作为政治家的策略失误。

不过我的分析,已经不是战术和战役的分析,而是战略和策略的分析,因此对于军事行动本身的得失而言,是没有任何具体意义和价值的。

赤壁之战,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十分重大的战役,也是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战役。赤壁之战结束之后不久,刘备率先抢占湖南四郡,然后转头向西拿下四川(益州),三国鼎立局面就此形成。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北京大学、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深圳市图书馆、广西省新华书店等数十家省、市、县图书馆及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 赤壁之战,曹操输在何处?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五。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一:为什么只有大恶人才敢砸碎腐朽王朝?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二:制造汉末之乱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三:马超是替父报仇还是陷父于死地?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四:袁术为何不承认袁绍是自己的亲兄弟?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五:曹操和刘备为何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六:三国时期的孙氏与司马氏是怎样的统治者?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七: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八:什么样的人具备挟天子的资格?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九:如何安置被“挟”天子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袁绍为什么不听田丰的建议?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一:曹操为什么流了那么多泪水?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二:在乱世里放稳一张平静的书桌究竟有多不易?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三:读书人在乱世里究竟多难处置自己?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四:管宁凭什么成为三国第一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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